华人维护自身利益 越来越大胆主动
备受关注的教师工会罢工，至本周终于告一段落。自9月2日的原定开学日期以来，家长们多次自发组织集会抗议，督促教师工会尽快结束罢工，恢复上课，其呼声不断高涨。而今，被迫滞留家中的孩子们终于可以重返课堂，令大家都松了口气。虽然此番罢工告一段落，但BC省内近些年来三番五次的工潮已令省民在习以为常的无奈之余，也深感疲惫。六年之后新合约过期，学生是否会再度陷于工会和省府的对峙中？
BC省公立幼儿园至中学12年级共有55万8千多名学生、30多万全职公校教师。在这50多万学生和30多万教师身后，更有数百万的家长、家庭以及纳税人。
自2014年5月26日教师工会展开部分罢工以来，除了导致暑期学校被取消之外，更是影响学生正常上课长达五周，令无数家长在工作和安排孩子生活之间忙碌奔波了数月。
本周二凌晨，BC省教师工会与省府先后透露，商谈取得进展。在本周二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省长简慧芝表示，已与教师达成一项BC省史无前例的六年合约，这意味着教师工会与省府之间将迎来很长时间的相安无事。对于省内无数中小学生及家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省内各公立中小学预计最快将在下周一开学，家长们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然而，为了六年后不再发生这样长达数周的停课罢工，为了省民的正常生活不必三番五次受到工潮影响，我们依旧有必要追问，此次罢工僵局为何拖延如此之久？省府为何迟迟未能拿出有效措施？谁又当为无辜学生在罢工中损失的权益负责？
权益：工会 政府 保障谁
毋庸置疑，教师工会的罢工影响到了学生利益，但是，向教师工会提出诉求是否有用？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学生利益并不等同于教师利益。而教师工会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教师，但其所要保障的，是广大公校教师的利益。因此，从工会的性质来看，学生利益并不在教师工会的考虑范围内。学生家长多次向教师工会提出诉求、呼吁，要求教师工会复课，其收效甚微，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学生利益应该由谁来保护？学生、家长、教师乃至更多与公共教育相关的人员，都属于公共教育事业的一部分，而维持公共教育是省府的职责。当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受到威胁，省政府有责任出面解决。而学生和家长的诉求，也应该向政府提出。
教师工会长期罢工，政府可以如何解决？有人认为，应该强制教师复工，甚至取消教联，也有人认为，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国家，教联罢工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与罢工（strik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师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利受到宪法对集会自由的保护，但罢工并不属于宪法权利。
BC省上诉法院于2009年对BC省教师工会和BC省公校雇主工会所制定的判决(教师工会vs.BC Public School Employers’ Assn.,2009）第40小节提出，罢工的权利不属于宪法权利（Charter guarantees）的保护，是受限制的。在9月2日之后，教师工会的罢工行动所依据的正是受限制的罢工权利（right to strike），其罢工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都应该受到立法的约束。而相反的，联邦或省政府有权利发布复工令（back to work legislation）来阻止罢工的持续。加拿大的第一次强制复工令出现在1950年的一次铁路罢工运动中，直至2012年，联邦政府共发布过33次复工令，各省级政府下达的复工令则更多。
加拿大是一个议会制国家，而议会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制定修改旧法案，制定新法案，通过立法来推动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避免或减少社会冲突，解决社会冲突，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措施中止冲突。
因此可以说，在与工会的对峙中，政府是唯一具备令学校复课、送孩子回校的能力的一方。
立法：议会休会 难策强硬措施
虽有强制开学的能力，省府此次却在罢工对峙中不断拖延，迟迟拿不出积极有效的措施。在省府宣布向13岁以下学生每天拨款40加元补助时，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省府早已做好了开学无法按时开课的准备。为何在长达两个月的暑期中，省政府与教师工会的和谈进程如此缓慢，直到开学日期过去三周才实现复课？
原因之一在于，BC省议会在年中处于休会状态。根据BC省的Standing Orders，BC省议会的秋季会议时间为10月的第一个周一到11月的最后一个周四，而春季会议时间为2月的第二个周二到5月的最后一个周四。也就是说，两次会议之间的跨度长达四个月，其中包括了暑假和及其前后的6月和9月。这一日程上的出入是造成省议会无法及时处理此次教联罢工的客观原因。
纵观加拿大各省议会的会议时间，安大略省的秋季会议从9月底一直到12月中，春季会议从3月到6月底，魁北克省的秋季会议从10月的第三个周二到12月21日之前，春季会议则从3月的第二个周二到6月23日之前。BC省作为加拿大的第三大省，需要向上看齐，改进当前这种导致议会议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议会制度。
可是，面对谈判的僵局和学生家长的急切呼吁，省议会难道不能够提前召开会议、讨论议案来解决纠纷吗？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启用于1930年的BC省Standing Orders在规定春秋两季会议时间的同时，还规定在“另外受令”（otherwise ordered）的情况下，可以改动会议时间。但是，BC省历史上曾多次取消会议，却未有提前召开会议的先例。所谓“另外受令”，究竟应该来自法院还是议会，尚不得而知。
BC省议会无法在教联罢工僵局中采取及时、有效的解决措施，揭示了会议制度和行事效率的种种弊端。近十年间，BC省议会的会议流程因循守旧，未能及时跟进时代，做出有效调整，仅在2005年会议期间，将议员的问询时间从15分钟延长至30分钟，给予议员更多时间充分发表意见，而再次之前的修改则可以追溯到2001年。
对于本省议会制度的弊端，东列治文区的资深省议员Linda Reid曾在2011年就撰文提出，BC省议会制度需要改革，否则在当前制度下，行事效率十分低下。她在文中举例指出，绝大多数法案需要在全体议会中进行辩论，并获得通过。这意味着议员们都有充分的机会在公开会议上辩论法案、提出建议或质疑，但同时也意味着法案需要在召开会议的有限时间内进行讨论。一旦在会议时间之外，例如此次教联罢工所发生的春秋两季会议休会期间，议员们则无法推动法案的提出和通过。
有限的会议时间不仅导致省议会在会议之外的时间内无法通过法案，还导致议会能通过的法案数量也十分有限。Linda Reid在2011年的报告指出，BC省议会通过的法案数量明显递减。在2005至2009年的38届议会，平均每个会期通过了29个法案，而在2009年之后，会期通过的法案数量下降了一半，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会期仅通过约15个法案。法案数量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频繁取消秋季会议。Linda Reid指出，1991年至2011年的20年间，BC省议会仅召开了11次秋季会议。工作量大，社会问题复杂，但提交、讨论和通过法案的时间有限，工作效率和质量可想而知。
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多种。以安大略省为例，当一项政府法案在二读或三读期间已经耗费大量时间时，每个议员的发言时间都被限制在10分钟之内，以此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此外，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法案被移交给较小的议会委员会进行审议讨论。Linda Reid还提议，议会可以将休会时间弹性化，保证议会在完成一项工作之后再休会。
冲突：个人教育与公共教育
在这场罢工对峙期间，有华人家长向《加西周末》记者表示，教师工会身为教师的代表，却不能为人师表，将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反而不断因为教师薪水、福利等问题向政府提要求，通过罢工将学生挟为人质，相比起中国老师一班近60个学生的呕心沥血之态，简直愧为教师。在本月的几次家长集会中，也有人提出“解散教师工会”的口号，甚至与教师工会的支持者发生肢体冲突。
有观点认为，华人家长之所以在抗议教师罢工的集会中身先士卒，与儒家思想中重视教育、为人师表的传统有关。温哥华太阳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华人家长大多将矛头指向教师工会，与西人家长不同。作者Chuck Chiang认为，这是因为华人社会秉持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观念。作者指出，在亚洲许多国家，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教师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社会楷模，人们对教师抱有超于普通人的道德期待，认为他们应当将教书育人置于财富之前。在亚裔家长看来，教育是一项“必要服务”，甚至是一种义务。因此，当BC省的教师展开罢工活动时，亚洲家长深感震惊。
然而，亚裔家长之所以对教师工会不满，并非因为亚裔重视教育而教师罢工弃教育于不顾，而是因为亚裔的传统教育方向与本地教师所关注的教育问题并不一样。亚裔家长所重视的，是孩子的个人教育问题：能否接受好的教育，能否考入好大学，能否找到好工作。但教师工会提出的并不是个人教育问题，而是公共教育问题。公共教育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在清朝末年传至中国，与儒教思想并不一致。
两者有何不同？公共教育包括学生、老师、家长，以及班级人数、班级组成、特殊学生教育、教育经费、公校设施、教师福利等等，是一个全方面的社会问题。而在儒教的传统体制中，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例如私塾，因此，受聘于家庭的老师就成了孩子受教育的关键；同时，教育是精英阶层所享有的权利，普通大众难以接触，这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的原因之一。
此外，儒家教育的目的并非提高民智，而是为了培养符合社会体系和理念的“人才”。而公共教育的目的是将社会资源平等分配，全面提高民智。在“教育个人化”理念下，教育是为了“我的孩子”，而在“教育公共化”的理念下，教育是为了“社会素质”。因此，与其说是儒家尊师重教的理念导致亚裔群体对教师工会不满，不如说是“教育个人化”与“教育公共化”的冲突，是亚裔家长和教师工会对教育的理解和诉求不同所产生的分歧。
不过，“教育个人化”与“教育公共化”理念的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亚裔文化和西人文化之间。
英文媒体网站The Tyee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提出，北美社会对教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名校文凭反映了一个人的智商和能力，是个人成功路上的必备品；另一种则认为即使不通过高等教育，一个人也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而在此文作者Crawford Kilian看来，BC省政府要员中，有不少人正是秉持着后一种观点。Kilian指出，BC省现任自由党内阁成员中的许多人并未在官方网站上详细列出自己的教育背景，而事实上，其中不少人没有象样的文凭。例如，省长简慧芝曾就读于SFU、索邦大学、爱丁堡大学，却并未拿到学位；副省长Rich Coleman在1971年毕业于Penticton中学，之后再无受教育记录；教育部长Peter Fassbender毕业于素里Queen Elizabeth中学，之后就读于温哥华广播学院（National Broadcasting School in Vancouver），但并未获得证书。Kilian担心，在这样一个政府面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难以立足，政府也难以对公共教育有感激和支持。
在公共教育中，最重要的、最能影响一个社会的未来的，究竟是什么？是老师的矜矜业业？是先进的教学设备？是政府的拨款？还是家长和学生的披星戴月？
哈佛教育创新中心的常驻专家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指出，许多家长将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致力于寻找“正确的”学校，将孩子培养成“聪明人”，而不相信所有学校都能将孩子培养成合格的成年人。这种寻找“正确的”学校的过程，促使公共教育衰落，私校教育盛行。而在政府向教育机构拨款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着眼于资金的多少，而非资金真正给学生带来了多少增值。
托尼?瓦格纳提出，一个社会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家长、老师、学生，而主要取决于一个成功的公共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家长、学生和老师的权益都应该得到尽可能权衡的尊重和认可。
华人：维权意识日渐成长
随着华人群体的壮大，华人在维护自身利益、参政议政等方面的意识也逐渐高涨。作为本地最大的少数族裔之一，越来越多的华人积极通过集会、请愿、签名、参加公听会等方式释放自己的声音。在此次省府与教师工会的对峙中，家长们扮演了积极的角色。9月2日之后，华人家长自发组织了数次集会示威，并通过媒体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预示着华人组织的集会活动在逐渐成熟。
在一个法治社会，想要实现权益的维护，仅通过情感呼吁和道德约束是不够的。除了走上街头、发出热情并兼具勇气的呼吁外，华人还需要学习和借助更有效的政治、法律手段，将自己的诉求落实至可读、可议、可执行的法律和契约条款。除了公开集会、游行之外，华人族裔也有必要与其他多族裔增强交流，并通过向自己所在区域的议员表达诉求，将声音立体的向外传递。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华人虽重视教育，但本地公校中的华人教师比例却普遍较低。华人群体想要在主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掷地有声的发言权，不仅需要关注了解本地的社会动态，更需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培养自己的人才，搭建华人自己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