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现象与天津大爆炸
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芷语：天津发生大爆炸的时候我正在看一本书——《黑天鹅》。翻译得太硬，或许也是自己水平不够，看起来很痛苦。然后，轰的一声，天津就这样地爆炸了。
第二，首批进去的消防官兵是用水来灭火的，用水应对那样的危险品和化学物品，无异于自取其亡。明知如此，消防官兵还要硬上？生命就如此不值钱？还是他们对里面有危险品并不知情？
第三，近年来中国屡发天灾人祸，可是对民间的救援行动总体感觉十分薄弱。设备落后，肉躯救肉躯。高精尖的科技设备好像贵族家的玩具，难落民间。
回到黑天鹅上，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将那些不可预测的、影响重大的、事后可解释的现象称为黑天鹅现象（过去人们只见过白天鹅，便认为天鹅只有白的，直到澳洲发现了黑天鹅 ）。比如911事件，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它真实地发生了。如果该事件可以被预测到，战斗机会在双子塔上盘旋，飞机会锁上防弹门。或者为了预防发生类似事件，有法律规定飞行员驾驶舱必须安装防弹门并上锁，以防止恐怖主义，那么这起恐怖袭击或许就不会发生。
但这很难实现。因为没有航空公司愿意这样增加成本，在911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因为没有发生，所以预防措施成本很难为世人接受。
作者说，事实上，对我们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通常不是我们已知的或可预见的。生活中充满了极端事例，股市会突然崩盘、天灾会造成上亿元的损失，一场爆炸可能导致成百上千的伤亡……
可是，不可预测，并不意味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像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地震，但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弃监测；我们无法预测爆炸，不意味着可以因为爆炸几率小就将仓储建在居民区附近，就允许一个不具资格的公司来运营一堆危险物品。不意味着不知道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爆炸就先把年轻的消防官兵往里面送……
其实不只是黑天鹅现象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大部分的灾祸也是如此。前阵子发生的电梯吃人事件，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网上有调查指只有很小比率的公司会做到原厂保养，因为价格高。于是电梯在中国一再出事，一再吞食人命，只是因为电梯空间小，涉及的人不多，难以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加上过去信息传递不如今日网络信息时代，许多人死了就死了，家属或许获得一笔赔偿金，但吃人的电梯仍在不知疲倦地上下。
还有行车安全。在新闻中看到一人驾驶小车，让孩子把头伸出天窗吹风。在中国，很多人会这样做，有的家长甚至鼓励孩子伸出头看看新鲜。这么多人都这样做了都没事，就像平常大家都不系安全带也没出过什么事。然而，新闻中这个把头伸出天窗的孩子一个急刹车后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
别说探出天窗，小孩子坐车是应该乘坐安全座椅的，在北美，这是法律。在中国，好像没有人管。车祸不可预测，没有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撞上什么，系安全带、设儿童安全座椅就是应该的预防。
感觉而言，中国对灾难预防方面向来不太重视。消防演习、地震教育对一些单位和学校而言，似乎可有可无，少有人认真。灾难自救也只在每次灾难发生之后在媒体提及，平常基本被忽略。急救包在百姓家中并不普及，很少有人为了应对一个不可预知的灾难而常备干粮、水、手电、收音机……再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踩踏事件，某场地是否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人、活动方有无预防或应对措施，都是值得一问的事。
出国后听许多人都感叹西方社会法律之繁琐或细致，有时候太细的规定有点绑手绑脚，导致效率低下。但世情是，对没有发生的事，人们很难看到预防办法的好。就如黑天鹅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灾难发生后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的人，和为了预防灾难发生而制定详细法规的人，人们更容易钦佩的，往往是前者，但事实上，后者的贡献应该是更大的。
温哥华一位企业家曾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制度的完善。他说：亚洲社会重善后，但西方社会重预防。他移民之后转换跑道，在完全陌生的行业创业，受到非常详细的政府“指导”，最初觉得太保守，成功后回顾，但觉意义重大。
就像天津爆炸事件，如果是法治文化，且立法完善，即使不能阻止它不爆炸，但伤害能更小化。比如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就未有明确确定规划部门的职责，存在立法空白。另重大危险源周边的建设项目，比如居民区，其审批不需要安全许可，安全监测部门不参与。结果爆炸源周边居然有11个居民区项目，门窗玻璃碎一地，连轻轨站也被摧毁。种种漏洞，指向悲剧的必然。
笔者有一段时间觉得越山油管计划所受到的阻碍就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式低效。现在想法又有改变。低效只是相对经济的发展，如果能促成事前做更为周全的准备，一旦黑天鹅现象发生，将损害减到最低，对人类和地球而言，都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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