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亲历之中西教育
一. 引言
二十世纪后半叶东、西方的隔绝，令国际教育风向一边倒。不但西方自我感觉良好，中国人也断定西方先进无疑。中国的改革开放，除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学习西方外，教育界也急切地吸收西方的观念与做法。
东、西方教育各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后相遇，发生了全面而剧烈的撞击。现在，美国与西方基础教育衰相凸显，而中国教育则大展强势。在中、西教育态势逆转的历史关头，西方掀起了一股‘东学热 ’，欲借鉴中国经验，重振基础教育。
不同的声音总是存在的。“中国学生只会考试，没有分析思维能力”，“中国学生死记硬背，不会创新”；类似的指责不绝于耳。有些人质疑中国在PISA评估中作弊，有些人写公开信给国际经合组织，要求取缔PISA评估。大陆和海外某些教育专家说， “造成奇迹般成功的上海和东亚模式是非常有害的。”“美国教育学习模仿中国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简直是自寻死路。” 西方数百年的先进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国民的自大心理，这可以理解；而华人如此妄自菲薄，则令人不胜唏嘘。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教育确有严重弊端，令国人带着孩子逃离。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社会上弥漫的极端功利倾向，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等等；更不用说教育界内部的黑暗与腐败，无不令人担忧。
西方教育的优势亦不容否认。开放自由的环境，注重全面发展，鼓励独立创新的人性化与个性化教育，为精英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与空间；使得西方人才辈出，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几乎包揽诺贝尔各个奖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作整体评价，只取一个横断面，或者只看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是不够的；需要一个大的时间尺度，一个历史的视角。
我不是学教育专业的，只能谈一谈自己六十年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从中认识和比较中国和西方教育。
二. 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教育
应当从民国谈起罢。虽然不曾经历，但从书报媒体得以间接了解，亦从父辈的榜样获得亲身感受。
民国时期，教育得到执政当局——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的高度重视，即使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教育也没有荒废。
由于政治上的宽松与自由，出现了教育家办教育的火热局面。蔡元培、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张伯苓、黄炎培……，教育家群体灿若星辰；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等各个领域，百花齐放，生机勃勃。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吸收了中外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在学养和人格操守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思想文化界诞生了许多大师级人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民国培养，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完成的大学学业。
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之下，中学教育二、三十年代曾以美国为师，实行了学分制和综合中学。但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体系很难被中国社会全盘接受。只实行十年，学分制便被废除，回到班级制；综合中学被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中等师范‘三足鼎立’的体制取代。
1949之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1949-1966：
那一阶段教育发展很快，大、中、小学遍地开花。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旧有的学校变动很大，同时新建了一大批高校。教育不再为社会上层所独享，而是面向全民。由于小学生人数急剧增多，一时无法建设足够的校舍，很多小学实行二部制，即上午一拨学生，下午另一拨学生，教学质量也未受影响。
基础教育框架是延续民国时期的。学制为初小五年，高小两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依然‘三足鼎立’，不但培养了大量普通中学毕业生，而且技校、中专和中等师范学校分别培养出相当数目的技工、技术员和小学教师，满足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直至1959年，中国一边倒，高等教育全面引进苏联的体系。这一下都学进去了，融进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什麽呢？除却意识形态的一致，也许更根本的，是苏联体制强调学科的理论性，学生学习的系统完整性的特点，以及对教师学生的严格管理，均与中国文化一拍即合。
我1953年入小学，1965年高中毕业。虽然我读的中学是最好的，但小学极为普通。中学老师非常强，小学老师也不差。他们都是民国和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培育下一代。他/她们通过精辟的授课，认认真真地批改作业，系统而提纲携领地复习总结等各个教学环节，使学生切实掌握知识。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开发了分析思维能力，获得了科学文化素养。我的同学中，不论小学、中学还是日后升入的北京大学，都有很多出身劳动阶层的同学，受到了同样好的教育。
尊师重教，浓厚的师生情谊当为一种独特的中华文化现象罢。回国时总要和同学们相邀着去看望老师。现在他/她们很多不在世了，我们也已是年届七旬的老人。
当时的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不是空话（政治洗脑另当别论），学生负担也不重。考大学时，高考复习只有两、三个月。我们很少开夜车，更没有补习一说。现在的中学安排一至两个学年进行高考复习，大大压缩了正规授课，学生宝贵的青春时光被白白消耗；教育部早该明令禁止的。
缺点当然也是有的，即管得过死，难以自由发挥；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较差；等等。不过我们每学期都有两周劳动，多是去农村。对城市学生了解农村、了解底层生活很有必要，也是很好的锻炼。
尽管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学业教育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只有大跃进时，大学里搞极左，学生与教师一起编写教材等。我所在的小学在操场上建了两座小高炉，时间不长；记得之后我还被派到相应的展览上作解说。读初中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北京市民的粮食配给虽然也低，但不到饥荒的程度，中小学教育得以正常运作。
中苏交恶之后，教育界搞了‘去苏联化’，但喊喊口号而已，没有大的触动。
高中三年，国家从困难中缓过来，而且一度发展得非常之好。 然而，大权旁落的毛泽东不甘心，又搞起了阶级斗争。农村搞四清，学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雷锋，大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青年学生的思想愈来愈左倾，愈来愈极端；人群开始被撕裂，直至发展成为文革。但即使如此，学业教育依然照常进行。
中小学十二年系统、完整、严格的教育，为我，也为许许多多的同代人奠定了人生基础。
1966-1976：
十年文革，天下大乱。过去十七年的教育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专政’。我所在中学的校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我的初中英文老师、高中政治老师、历史老师都自杀了。因为学生不肯学习，高三数学老师人一下子急瘫了，从此拐杖不能离身。
我于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七零年毕业分配到河北农村。劳动两年之后在农村中学执教。七四年转到工厂工作。
文革初期，普通中学瘫痪了，职业教育更被全部摧毁。高考被取消，上大学靠推荐。我所在农村的支部副书记，一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女青年，成了北大的工农兵学员。
劳动期间，我曾在村里的小学教数学，并破天荒地开起了英文课，教材当然自编自印。到农村中学之后，我教的是数学和物理。文革期间的农村中学，一班六十多个学生；大树锯成板当课桌；学生一个紧挨一个坐着，考试必须分A、B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不乏优秀好学的学生。
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人受文革影响很大。其中一些人后来自学英文等专业，考取大学，成为专门人才。但理科自学成才的则比较少。
1976-1989：
四人帮垮台后胡赵新政的十年，是四九年后最好的一段历史时期。人心很顺，朝气蓬勃，对国家的发展满怀希望。不但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学艺术也迎来了另一个春天。77年恢复高考，基础教育很快走上了正轨。社会上弥漫着浓厚的读书风气，人们都想着‘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不过职业教育至今未能恢复文革前的水平，令人遗憾。
另外，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在这一阶段开始产生，当然程度比现在远为逊色。这一方面缘于高考竞争大为激烈，同时由于数量激增，教师质量不如文革之前。当时我的孩子读清华附小，我还跑到学校要求老师减少家庭作业。
这一时期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了硕士，八一年到北方交大教书，曾担任理论力学教研室副主任。学生都是高考录取的，教育很正规，尽管有些学生漏洞不少。还记得上习题课时如何想方设法纠正学生的错误概念，一步一步教他们解题方法。也教了一些坦桑尼亚留学生，但程度很差。因为是国际任务，好歹得让他们过关；心里非常纠结，觉得砸了我们自己的牌子。
有感于国内教学方法灌输有余而启发不足，我写了论文若干。其中一篇题为‘认识论与教学法’，发表于《北方交通大学学报》。我主张教学遵从认识规律，从个别的、具体的现象与问题着手，引导学生探索规律，实行‘引路式的教学’，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1986年出国。
1989-现在：
二十六年前长安街上横冲直撞的坦克，碾碎的不止是青年学生的躯体，也是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憧憬与希望。
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追求，中国社会一年年腐败、变质；教育又怎能绕得开？功利倾向愈来愈严重，课业负担变本加厉，农村和其他社会底层孩子的读书机会日益减少，很多学校和教育机构被腐败分子把持，不择手段地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一切受到社会上上下下的激烈批评。
然而，在所有这些表象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教育体制没有变，内容没有变，教师队伍也没有大的改变。就像一个水果，表皮烂了，但果核还在。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中西交流使中国得以吸收西方教育的优点，也为中国教育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选修课的引入，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始多样化，乃至高考自主招生等。
仅以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尽管尚有不如人意之处，然而总体来看，国内教材选用了多种多样的实例，让学生产生对数字和四则运算的直觉，从而能够牢牢地掌握知识，非常适合小孩子学习。比我们当年的教材更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丰富多彩。看得出不少地方吸取了国外的养分。但总的思路是中国式的，是反复改进和锤炼的结果。
今天，国家经济建设和海外留学从业的一线主力大都是文革后培养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合理，文化素养也不错。他/她们是幸运儿。极端功利的应试教育影响最甚的是九十年代后入学的年轻人，包括现在就读的学生。不过与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不同，这些学生还是学到了知识的。
三. 中国基础教育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将中国基础教育放在一百年的时间尺度下来衡量，重点看过去的六十五年，我以为它的定位是：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学科教育为主线，系统严格规范，将大多数青少年培养成有较高知识文化的人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
结果基本上是成功的。当今中国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正是几十年来培养的人材。不但如此，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中国还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送了大批科技力量，在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具有下列优势和经验，值得西方借鉴：
第一，着眼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准的提高，而非少数精英。精英成材可以靠自身与家庭，普通人的成材却必须倚赖学校，倚赖公立教育。中国将几代人培养成对社会有用之人；为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雄厚人力资源。这在当今世界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中国在学业教育的三大方面都抓得很严，而且一抓到底：教学大纲的制定与教材的编写，及其实施与考核；教师培养、资格标准及教学监管；学生的班级制和严格管理；从而为学业教育质量提供了切实保障。
所谓精英，除智商高外，自律能力必不可少。很多精英可以自学成才。然而普通人做不到，不但孩子，成人也难。所以，大多数人的教育，严格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一个‘严’字，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特色。
当然，如何既‘严格’又‘灵活’，也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课题。
第三. 理科乃中国教育强项。掌握理科的知识与技能，教学不但要严格，且须系统、完整；学生在学习时必须全力以赴。零敲碎打、东拼西凑、潜移默化的做法对文科可能奏效，尤其是语言学科；但对理科而言，全无效果。故从小学数学开始，中国理科教学的一整套做法：大纲与教材，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以及复习考核，对其他国家均有借鉴价值。
中国理科教育亦有缺陷。第一，课堂教学灌输多，启发不够，因而探索性、批判性思维的开发训练较少。第二，教学方式单一，不够多样化，尤其欠缺西方广泛采用的学生自主课题研究的模式。第三，重理论，对实际应用重视不够，实验动手太少。这种种弊端造成中国学生‘创新能力差’的短板。
但一般人们对中国教育的诟病，‘死记硬背’、‘考试能力强，思维能力弱’等等均带有偏见，不符合实际情况，贬低了中国理科教育。实际上，通过系统严格的学习，中国学生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而且总体来看，其他国家的学生无法相比。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和PISA等国际评估中，中国学生取得优异成绩，所依赖和展示的正是这种能力和素养。‘死记硬背’是万万做不到的。‘死记硬背’是素质较差的教师和学生的通病，而不是中国教育的特征。
若中国学生果真能力低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怎会想方设法从中国招收大量研究生，来充实本国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队伍呢？
实际上，中国教育中死记硬背的主要是政治、历史等文科课程。理科学习，学生基本上能够理解，死记硬背的现象并不普遍。反而西方的理科教学，由于教师讲得不透彻，学生基础又差，弄不懂为什麽，不得不死记硬背。但西方文科教学颇有精彩之处，如小小的学生就开始讨论环境、犯罪之类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总的来说，中国教育体系的弊端是教育制度的过度模式化与强制性，学生个性发展空间的欠缺，特别是缺少顶尖人才、偏才和怪才成长需要的自由环境和施展空间。因此，尽管培养了大量初、中、高级人才；但比较雷同，个性不足，批判思维与创新能力不足，难以产生尖端人才和大师级人物。
还需指出，四九年后中国教育功利性较强，欠缺人文精神；教育过度行政化，而非教育家办教育，等等；也是中国教育的重大问题。向西方汲取营养的同时，继承民国传统将为中国教育带来生机。
至于当下让中国人逃离的极端功利化的应试教育，学生过分沉重的学业负担，等等，很多是伴随社会变质而产生的；也可以随着社会风气的扭转而改变。
四.我在加拿大的求学执教及办学经历
出国后我来到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数学系读博士，那时全校中国来的研究生共四十余名，现在该有三百多人了。读博士期间一直作助教，辅导本科学生；也曾教过一门‘机械振动’。我惊讶地发现本地学生的数理基础相当差，教他们比在国内教书困难得多。
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值北美经济衰退。我拿到一份临时性的教学工作，在一所社区学院讲授微积分。这里的学生更离谱，经常抱怨试题难，说某某老师没讲到就考，不公平。其实放在国内不过是知识灵活运用的问题。这些学生中能够学懂微积分的比例很小。我讲课细而又细，试题难度一降再降，打分时宽了又宽，才可能让半数以上学生过关。一个西人学生对我说，他非常羡慕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基础好，父母还供子女上大学。而他们学起来很吃力，又得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非常辛苦。
三年后回到大温哥华地区，索性依从自己浓厚的教育情结，于1997年办起了一所补习学校。学校为华裔学生补习数理化和英文等科目，也有西裔和韩裔学生参加。
名为补习，实际上采取正规完整授课的模式；因为学生缺的太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收效不大。十五年中，教出了近两千学生。有些学生数理化均在这所学校读，连读数年，从而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我本人讲授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学生补习后都有大幅度提高，不少学生考上多伦多等大学。
这所补习学校在大温地区口碑非常好。本人于2012年退休，学校已转让。
亲身体验对人的认知极其重要。俗语说，‘隔行如隔山’，信然！同是长年在海外教书，理科和文科教师的感受大不相同；同是在国外生活多年，未曾深入教学一线的很多华人对国外教育还是茫茫然。
通过这十五年的教学，我了解了加拿大学生的真实程度。‘丹麦与中国初三学生的对比’一文揭示，丹麦15岁学生居然不知道二百的百分之五十是多少，其实加拿大学生也未必搞得清分数如何相加；丹麦学生不了解a2 x a3 = a5,，加拿大学生也闹不懂为什麽a0 = 1。至于牛顿三定律，欧姆定律等，高中学生没几个说得明白。凡此种种，例子举不胜举。
我也明白了西方的数理化是怎样教的，学生程度为什麽差。在办学执教的同时，我经常发表文章，或举办讲座，分析加拿大教育与中国大陆的异同，以及优劣得失，为华裔社区提供教育资讯与参考意见。
以下着重谈一谈本人从卑诗省普通公立学校了解到的弊端与问题。美加两国尤其美国东部有很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为大学输送优秀学生。由于经历与视野所限，笔者对这些学校少有了解，故本文不涉及。
五. 西方基础教育弊端分析
长期的实践与思考告诉我，西方公立教育的弊端在于从体制到教学的过度松散，自由度过大。具体而言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 教学方式及教师责任心，对教学结果的影响最为直接。和中国大陆一样，国外也有些教师课堂教学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可惜不占主流，多数教师授课比较随意，总的来说有以下四‘不’：讲得不够，有的甚至不讲，让学生看笔记，做题，有问题再问；不记公式；不改作业；不发考卷，只能课堂上看一看，为的是一套考题可以长期使用。
相应的，相当多的学生概念搞不清，公式不理解，套公式做题凑答数。考完就忘，还以为理所当然。我在课堂上经常提问。本地学生往往在发呆，等老师给答案；只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在思考，而且有思路。说中国学生死记硬背，西方学生思维能力强？我多年看到的恰恰相反。
上述教学方式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行不通。中、上等学生疲于应付，勉强过关；资质差或无心向学的则完全放弃。不过，教师灌得少，造成了压力，也提供了空间，使少数资质优异，好学上进的孩子培养起自学习惯和能力，进入大学后更有竞争力。
西方所秉持的鼓励独立与创新的理念，和从小学即开始的学生自主课题研究等教学方式，非常宝贵。如何根据课程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以达致最佳效果，是中国与西方共同的课题。
第二，教师资格与教学管理。教师授课随意的原因是校方和教育当局对教学缺乏监管，更没有中国教研室的设置。基本上教师各自为政，负责与否全靠自觉。
教育当局和校方对任课教师也没有严格的专业要求，体育教师也可以教数学。小学则通常实行大包干，英语、数学、科学、美术、手工等，皆由班主任老师负责。这样的分工，教师负担重，效果却很差；事倍功半。文明进化到现在，不知西方基础教育的专业化程度为何如此之低？
其实，有些教师自己对所教内容也不甚了了，如何给学生提供清楚透彻的解释？
故加强教师培养和教师资格认证，强化对教学的监管，同时改变教师分工模式，对西方来说十分紧迫。
第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考核。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上的优势是种类多，除必修课外，亦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而且同一门课分为多个档次，如数学有升学类、应用类, 还有基础类；以适应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
问题出在理科的教学内容与深度。以卑诗省数学为例，九十年代的数学大纲还过得去；然而之后中学数学内容一减再减，深度一降再降。几何、统计、二次曲线等很多内容统统被砍掉，以至高中毕业生连‘相似三角形’都未曾听说！而小学采用脱离实际、脱离学生认知水平的所谓‘发现式数学’，基本四则运算都未能掌握，更不知如何运用。
西方自六十年代起废止了初中阶段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分科设置而采用综合理科。由于极少合格师资，综合理科非但达不到为理工科奠定基础的目的，即使作为科学普及也十分勉强。西方学生大多视理工科为畏途，高中选修数理课程及大学进入相应专业的人数日益减少，已形成相当的危机。
课程考核方面，卑诗省实行百年且十分有效的全省中学毕业统一考试，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被取消，只留下英文一科。如此一来，面临毕业的学生和教师都泄了气，不再抓紧，不再用功；学习效果一落千丈。小学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基本技能测评’，包括阅读、写作和数学三项，是卑诗省所剩不多的全省统一考试；教师工会也不放过，几年来一直在鼓动取消。
第四，学分制问题。美国中学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实行学分制，至今已一百多年。中国学习美国，也搞过学分制，十年后却在一片反对声中收场。经过百年试验，现在结论摆在眼前。学分制固然给了学生主动权，尤其是给了精英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但由于无法组织固定班级，造成学生管理的极端松散。
与偏重智育的中国小学相比，西方小学的班级更人性化。班主任照顾孩子的全面成长，体魄与健康，生活自理，情绪控制，礼貌与人际关系，等等；教室也更像一个温暖的家。然而一入中学，班集体、班主任和固定教室一下子都没有了。对于尚未成熟，无甚自律能力的十三、四岁孩子，其结果可想而知。学校里为什麽流行反智倾向？中学生吸毒怎会成为严重问题？高中毕业时，加拿大四分之一的孩子已经辍学；美国比例更超过三分之一。这一切均与学分制下‘放养式’的学生管理直接相关。
十几岁的青少年同样需要集体生活，需要一个归属和亲密的伙伴。中国人都深有体会，步入社会之后最为怀念的，往往是中学时代的班级生活与同窗好友。将班级制延伸至中学，至少初中，是西方扭转其教育颓势的必要举措，选修课可以逐步引入。
第五，综合中学的建制。美国和加拿大中等教育不分流，不设或很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或中等师范学校。专门的职业教育隶属于高等教育。学生不论职业取向如何，均须读完普通中学，才能接受职业教育，或加入劳动大军。故美加中学称为‘综合中学’。
综合中学任务繁重。除学业教育外，还须承担部分职业教育功能。各类学生捆绑在一起，不可避免地顾此失彼。不但升学类为就业类陪绑，就业类的需求亦未能得到满足。在升学类学生忙于报考大学的时候，这些学生却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甚至沾染上吸烟、吸毒、校园欺凌等不良习气。
为了多数学生能够拿到毕业证书，所谓高中毕业，除英文外，其它科目大多只要求初中水平。而且近年来还一再降低标准。可见，高中阶段学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的双轨制较为合理。不分流不足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不分流无法因材施教，使学生各得其所。
欧洲国家如德国，设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只有北美，多年来一直坚持综合中学的单轨制，需要改变。
第六，地方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加拿大和美国的基础教育由省或州一级管理，联邦不设教育部，只设一个委员会起协调和对外的作用。
集权或分权是教育领域反复争论的焦点之一，两种体制当然各有利弊。每一种体制长期实行后其弊端逐渐积累，出现向相反方向转变的呼声与趋势是必然的。
美加教育中的许多弊端，是分权的结果，是权力滥用的结果。如卑诗全省中学统一毕业考试，几位政府大员一拍脑袋就取消掉了。实行了一百年的一项制度，包含多少前人经验的结晶呵。资历不够的人手握重权，可以任意做出改变，教育已经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
至于美国，权力不止下放到州一级，教育经费竞由下面的各学区自行筹款拨款，使贫者愈贫，富者益富；公立教育无法发挥促进阶层流动，保障社会平等的功能；使社会加速两极分化。
但以2010年美国颁布‘各州共同核心标准’为标志，美国开始尝试实行国家课程，联邦与各州之间的权力界限亦得到松动。
笔者之见，基础教育乃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需要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制订长远的规划，做出科学的决策。一省或一州的力量与水平是不够的。当然亦不能统得过死，限制多样性和探索创新；故集权下的分权较为理想。
加拿大联邦政府需要设立教育部，把课程、大纲、教材及其它大的方面管起来。
（此处所指仅限于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功能不同，不在此列）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西方基础教育的衰落，乃从体制到教学以及社会文化风气造成的，是全方位的；是教育不作为、过度自由化的结果。
六. 形势与愿景
中国与西方教育是从理念到实践都截然相反的两个体系，现在已走到各自的极端。四九年后中国带有强制性的严格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准，却未能造就相应的顶级领军人才。美国和西方教育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精英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但大多数民众未能获得像样的教育，几代人被荒废了。
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得天独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世界老大的国际地位，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其他国家的人才来到北美大陆，为美国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的科技人才被美国挖走。印度的知识阶层很早开始移民北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解体之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科技力量大都转移到了美国，其教育从此失去竞争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培养的人才也大量涌入美国。据统计，至2011年，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移民为二百多万，25岁以上人口中，45.4%拥有学士学位，26.1%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而本土人口这两类的比例分别为28.5%和10.3%。
美国之所以敢于放松本国的基础教育，在于源源不断的高层次移民能够支撑起它的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然而，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能够一直延续麽？一旦失去眼前的优势，哪怕只是部分地，都会对美国带来沉重的打击。在美国已从世界权力巅峰跌落的今天，这不能不引起高层和民间有识之士的极度担忧。他们欲借助中国提供的坐标，探寻问题所在，找出解决良方，以挽救基础教育。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和某些州已经迈出了步伐，而且成效初显。
但从西方普通民众的意识来看，要让整个社会警醒，路还很长很长。特别是教师工会代表的左倾思潮和势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拼命维护现有体制，抵制学习中国与东方教育。在加拿大卑诗省，两年前英文媒体曾经开了一个口子，讨论东、西方教育的利弊得失；现在这样的话题一律封杀。
事实上，世纪之交基础教育的加速衰落，正是拜左倾思潮所赐。这一思潮将原本正面的观念，如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与个性发展，培养独立意识与创新能力，等等，推向了极端。结果适得其反，过犹不及。
近年来流行的所谓‘21世纪教育’口号，更将‘个性化教学’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抹杀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规律与共性，对班级整体授课釜底抽薪。这些做法是对传统教育轻率而粗暴的否定与颠覆，是在改革进步名义下的倒退。
课程标准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亦然。中国课程标准与教材总是在原有基础之上改进，所以越改越好。而西方新标准和新教材的引入，却另起炉灶，标新立异，推倒重来。时下流行的小学数学教材已是疮痍处处，面目全非，没有了根。当‘创新’概念本身也被推到荒谬的极端，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可以任意被当作试验品时，这样的‘创新’是很可怕的。
再者，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需要适当的社会土壤。西方社会弥漫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不思进取之风，正是这样的土壤。在卑诗省，以增加工资为目的，不计社会损失的教师罢工接二连三，乃是这一社会风气的突出表现。为此，西方付出了几代人的惨痛代价。难怪有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谈及此忧心如焚，甚至痛哭失声。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而且未曾断代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只是最近两、三百年落后了。延续一千多年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固然由于重文轻理而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在中国造就了尊师重教、勤奋向上的文化传统，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中国教育正是得益于这一文化传统。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然而教育没有垮。在历史上数次教育危机面前，中国人对教育的高度期望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十年代初由学分制回归班级制，文革过后教育的快速重建，国内中学对综合理科的抵制，近年来对教育资源贫富不均的抨击，等等，以及当前海外华裔对所在地某些教育政策的批评与抗争，均为明证。
中国的基础学业教育在世界上确实遥遥领先，对此应当实事求是。与此同时，学习西方仍然十分必要。西方世界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要吸收其中的精华，包括与教育相关的理念与做法，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好的是社会对此较有共识，有动力。
国内对西方教育的研究之系统、全面以及信息之快速，令西方教育界叹服。遗憾的是信息来源多为二手资料，最重要的实践检验和亲身体验仍显欠缺。作为在西方生活的华人，最不愿看到因缺乏切实了解，国内教育界将国外的弊端与问题当作经验来学习。有如此众多的留学生和移民在海外，其亲身经历和体验当为宝贵的资源；希望能对国内教育有所帮助；学习西方时去除盲目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2014年中国开启了教育的综合改革：高考改革方案公布，将设置自选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和一次性统考一道作为大学录取的依据；职业教育的全面规划，将为广大青年成功成才开辟多种途径；体育方面，以‘校园足球’为切入点，扭转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态势; ……。这种种举措，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多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很多成功经验。
本文开头所引‘美国教育学习中国是自寻死路’的奇谈怪论，完全站不住脚。分别走向极端的东西方教育需要互相学习，向中间靠拢。成功的关键在于扬长弃短，找到两极之间的平衡点，片面与极端终归要失败。任何一方都切忌‘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滑向另一个极端。
当今世界东西方教育的相遇、撞击乃至渗透互补，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道路还很漫长，东西方教育互相融合的时代毕竟已经打开了大门。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基础教育体系在这样的撞击与融合中诞生。
作者：
加拿大博雅教育学会会长 沈乾若 博士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数学博士
中国大陆和加拿大数十年大、中学教学及办学经验
2015年1月
感谢：本文融入了博雅教育学会理事高建新博士和袁勇博士的意见，谨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