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另类待遇：被公安盯梢 进精神病院

我的小姨夫陈嘉鎏新婚不久只身东北，此后一生厄运笼罩。他在长春时据说是时常怀疑有人在他身后盯梢，终究精神不堪重负而多次自杀未成，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得知，这个“盯梢”所说并非他自身“怀疑”，而是真有其事。那时他搭乘挪威轮船，一心回国报效，轮船途径韩国、香港，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他不会想到自己这一曲折回程，而致踏上祖国土地，就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文/章洁思

　　1952年的夏天，我八岁，在如花似锦的沪江大学校园里，享受着我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家，是在上一年，即1951年的2月，随着父亲章靳以的工作调令，搬进这所美丽的校园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正对校门的209号内，房子与校门之间隔着一片很长很宽的大草坪，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四周围着一圈奇花异草。

　　209号，是一栋很漂亮的欧美式小洋房，外墙的四周点缀着错落有致的长青藤。厨房的门外，耸立着一株硕大的树，树荫如伞，遮盖着很大一片空间。夏天的日子，我们常在这树荫下，围坐着小木桌吃饭。凉风习习，鸟鸣如乐，好不惬意。

　　但如此美丽的大自然享受父亲却无暇顾及。自从调来沪江，虽然只是担任教务长一职，但是上无校长，他又同时兼任学校的工会主席，这对于当惯文人的父亲真是困难重重。他在“自传”中写道：“人是生疏的，工作也是生疏的。”在给复旦南下学生的信中，他也这样流露：“我是三月调到沪江来工作的，这边同学的思想情况远在复旦之后，因此工作颇繁杂，又因为工作经验缺乏，没有什么一定的成绩，你以后写信来，可寄：上海军工路沪江大学教务处即可。因为工作忙，文章也不大写……”

　　回忆在眼前闪现。门厅边的那间书房，原本应该是父亲最喜爱的写作的地方，然父亲一旦在家，总有川流不息的人在里面谈话。至于外面那间客厅，也经常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开会。后来，从徐中玉先生的回忆文章，我才知道原来中文系小组的“思想改造”会议，就在我家进行，一周要有两三次，所以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时光匆匆。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运动：肃反、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经历了大会小会报告会……日历已经翻到1952年的7月31日。

　　这本红色硬纸封面、题着两个金字“学习”的小笔记本，是1952年的春节父亲送我的礼物，扉页上留着我幼稚的笔迹：“章洁思是爸爸过年送给我的。”这两行用父亲那支咖啡色派克笔写下的红墨水字，喜气洋洋记下了我孩提过年的快乐，以及得到小笔记本的欣喜。这支笔是父亲常用的，很老式的一种，我见到时笔尖已经换过，分上下两半，但书写起来很滑畅。

　　记得过不多久，因为看到父亲急着要用小本子记事（他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揣着小记事本），手边又一时没有（那时，这样的本子并不普遍，在沪江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更无处可觅），我就主动“捐献”了出来。现在，看本子里从头至尾都是父亲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记载着他生活工作中的许多的大事小事，读里面的内容，心中感慨万分。

　　刚翻开几页，就见“院系调整问题7月31日教部”的标题，以下连着七页，都记着在教育部开会的有关事项。前三页是教育部不知哪位大领导的发言，列举过去大学的七大罪状，称调整并校为“高教中的革命”，并言明“私立学校全部没有了”。后四页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长的曹未风的谈话，具体安排各校各系的合并去向，那些私立院校，沪江、震旦、圣约翰等等都在合并之列。又翻过去大半本，已经是很具体的人员分工和日期安排了。再隔好多页，点滴记载着一点家事：搬家、改地址、买杂志，以及我的转学事项，这些内容与父亲的赴朝准备穿插写在一起。这些字上面大多有划痕，这是父亲一贯的习惯。每次，他都会把要做的事一一列出，完成后就一一划去，包括平时外出开会要带的物品，他都会这样列出清单。

　　父亲是1952年10月6日下午四时半到达朝鲜的（据父亲日记）。9月下旬，他已经离开上海与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的同行会合，开始赴朝的准备工作。而9月中旬，他还在沪江大学主持那里的并校收尾工作。

　　后来听说，院系调整基本在9月中旬完成。而在父亲的笔记中也读到10日、20日（必须）办完的字样。又在单独的一页上，记载着以下几项：“结束工作，教务处工作12日上午八时，校委会工作11日下午四时半，工会工作一切资料交陆□风12日”虽然没有标出月份，但推算也应是在9月。那么，自7月31日父亲到教育部开会听到布置，直到9月中旬完成任务，时间仅约一个半月，何等匆匆啊！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我又见匆匆几笔：“搬家问题一个搬复旦与胡接洽房屋肃琼（笔者注：母亲）工作；与郭谈课程问题与黄□□谈小学问题小南南（笔者注：我的小名）阜春（小学名）？”

　　这些就是家里的事，同样匆匆。记得从沪江大学搬到复旦大学徐汇村（第二宿舍）时，父亲早已离沪。我只记得母亲面对摊放一地的父亲最钟爱的书籍手足无策，最后找来工人，做了许多像小楼梯似的木架，中间横放一块块搁板，总算把书整整齐齐一直排放到天花板，全部安置妥帖。

　　家具本就寥寥。我们住的沪江大学209号，房屋内有现成的大饭桌，是连在地板上的。睡觉的几张铁床也是向学校借的。空空荡荡的客厅，则从外婆家搬来几只沙发充数，所以，父亲在笔记本上有条理地写了几句：“搬回蒲石路（外婆家，即今天的长乐路）的：沙发一对，马家沙发三只，沙滤缸，西装，大炉，烟囱，破玻璃，无线电，大椅子。”除了书，写字台，这大概就是家中有限的家当了。

　　生活如此简陋，但我从没有意识，我一直感到生活非常幸福。只是在离开沪江，作别美丽的校园时，心中十分依依不舍。我站在校门口，眺望如花似锦的校园。家门口那株铺天盖地的大树，至今在我心中驻留。还有那些按照欧美格局建造的风格迥异的房屋、校舍、礼堂，让我在六七岁时，就领略了欧美教会大学的迷人魅力。

　　许多中文系即将毕业的沪江学生，后来在复旦大学宿舍区外的小路上常能碰见。他们不久便各奔工作岗位，携着复旦大学的毕业证书。

　　这里，尤想提一笔的是我的小姨夫，他曾是沪江大学会计系的系主任。解放前，他勤学苦读，终于在自己的母校沪江大学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怀着报效祖国之心，他从海外归国，回到母校。姨夫与小姨于1951、1952年间结婚，婚房就安置在校门口处沪江大学附属小学的旁边，那里有一排校方为年轻教师建造的小巧平房。姨夫的小家庭生活犹如那些小巧的房屋，惬意又温馨。但1952年院系调整时，小姨夫调配到东北长春，去了吉林财经学院任教。当时是服从分配，去得坦然。这是那个时代一般人的态度。

　　但今天回想，尤其读到父亲笔记，颇有不解。在父亲的记载中，只有上海与华东地区的校系调配，最远也是南方的厦门大学，没有见到东北的院校。而最近了解到当年有前往沈阳农大的师生，也是该校特意来沪要求的。

　　我的小姨夫陈嘉鎏新婚不久只身东北，此后一生厄运笼罩。他在长春时据说是时常怀疑有人在他身后盯梢，终究精神不堪重负而多次自杀未成，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后来得知，这个“盯梢”所说并非他自身“怀疑”，而是真有其事。那时他搭乘挪威轮船，一心回国报效，轮船途径韩国、香港，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他不会想到自己这一曲折回程，而致踏上祖国土地，就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在沪江大学，他有过一段短暂而平静的日子，还结了婚成了家。但在院系调整的滚滚大潮中，他被遣往东北，命运急转直下。等到再见他回沪（治病），他已完全判若两人。望着他呆滞的神情，躲闪的目光，我深信其中又隐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经历与恐惧。

　　小姨一家是悲苦的。“文革”初期，小姨夫就被打入劳改反省队，挂上“臭权威”、“潜伏特务”的牌子被揪斗，在长期的人格侮辱和精神折磨总爆发时，他终因不堪忍受而含冤自杀身亡。此后随着动乱深入，小姨所住的上海外婆家也被掘地三尺，小姨最后不堪凌辱愤而告别人世。年迈的外婆带着我的两个表弟妹苦苦煎熬，艰难度日。那个曾经傍在沪江大学附属小学边上的温馨小小家庭，仿佛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现昙花。

　　我想，父亲当年也一定不会预料小姨夫的命运会如此结果，不会想到在调整院校的过程中会有如此复杂的政治因素包含其中。作为校领导的父亲，不会为自己的亲戚考虑一个好的去向。作为父亲的亲戚，小姨或小姨夫压根也不会向父亲提出任何照顾要求。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人。而在这个全国性的大专院校调整大潮中，私立的教会的学校被雷厉风行地终结成“全部没有了”，大批师生都服从分配，离开本校，离开上海，不出一句怨言。这也正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做到的。

　　翻开父亲的相册，沪江岁月的照片静静安插其中。我看见薄暮中父亲独自坐在写字台前，神色凝重。我看见大礼堂内正在开会，学生簇拥。礼堂原是教堂，尖尖的窗户下拉着一条醒目的标语，虽然前面几个字被遮盖不见，但内容还是一目了然：“……祖国的光荣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学生在振臂，在高唿口号，那一波波声浪仿佛透过泛黄的照片振动着我的耳鼓。

　　……

　　六十年了，整整六十年！我凝视着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硬壳的封面已因年久而显不规则的裂纹，然上面的金字“学习”依然耀眼。小笔记封面的红色，在我眼里逐渐放大，放大，愈发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