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为何需要升值 “新广场协议”呼声再起
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争议。
多年来，美国、欧洲以及国际经济机构一直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降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多转向居民消费和国内需求。然而，中国制造业近年来继续快速扩张，房地产和居民消费却相对疲弱，越来越多商品因此进入海外市场。
《华尔街日报》资深经济评论员近日提出，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继续扩大，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或许需要重新考虑一项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的国际协调机制，通过关税等贸易手段形成压力，推动人民币升值。
中国贸易顺差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
目前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首先建立在两个事实之上。
第一个，是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仍在扩大。
高盛预计，中国今年贸易顺差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处于历史高位。
中国出口仍然保持较强竞争力，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太阳能设备、机械、家电以及部分高技术制造领域。
但与强劲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内需求依然相对疲弱。
房地产市场经历长期调整，居民消费增长有限，民间投资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增长水平。
这形成了中国经济目前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强大的制造和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消费需求同时存在。
当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出时，海外市场自然成为重要出口方向。
这也是欧美国家近年来越来越担忧所谓“中国过剩产能”的原因之一。
人民币究竟被低估了多少？
第二个争议集中在人民币汇率。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按照贸易差额、购买力以及其他经济基本面衡量，目前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不同机构给出的数字差异很大。
高盛估计人民币可能被低估约19%；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则认为，低估程度可能达到35%左右。
人民币相对便宜，会产生一个非常直接的贸易效果：
中国商品换算成美元、欧元以后价格更低，而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后则相对更加昂贵。
因此，较低的人民币汇率客观上有利于出口，同时增加进口商品的相对成本。
不过，对于人民币汇率究竟是不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经济学界存在明显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偏低确实增强了中国出口竞争力。
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长期认为，中国经济政策整体上更加有利于生产和出口部门，而居民部门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相对不足。这不仅促进了制造业投资，也抑制了居民消费。
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只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民币低估更多是中国国内经济失衡的结果，而不是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中国人消费得太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关注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居民消费不足问题。
中国家庭储蓄率长期高于许多主要经济体，这与养老、医疗、教育支出压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有关。
2020年以后，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又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结构。
过去，房地产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领域之一，也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房地产投资下降、房价预期改变，大量资金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居民消费。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投资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
生产能力持续增长，但国内消费无法同步吸收这些产品。
剩余产能只能越来越多地通过出口寻找市场。
因此，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太便宜”，而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生产、投资、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失衡。
如果这一结构不发生变化，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未必能够彻底解决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失衡问题。
疫情以后，中国商品价格优势进一步扩大
不过，从国际贸易竞争角度看，人民币汇率仍然十分重要。
疫情以后，中国和欧美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价格环境。
美国和欧洲经历明显通胀，而中国则长期面临较低通胀甚至部分领域的通缩压力。
这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变化不大，经过物价因素调整以后，中国商品的实际价格竞争力仍然增强。
高盛研究显示，在部分行业，中国商品与海外同类产品之间已经形成明显价格差距。
例如，中国电动车价格平均可能低约32%，冰箱低约38%，鞋类低约53%。
当然，这些差距不能全部归因于汇率。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供应链完整、产业集群集中、基础设施完善，加上国内市场竞争激烈，都能够明显降低生产成本。
但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价格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越来越关注人民币。
欧洲对中国贸易的态度正在改变
过去几年，一个重要变化正在发生：
对中国贸易顺差和制造业出口的担忧，已经不再只是美国的问题。
欧洲的态度正在明显转变。
尤其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机械设备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法国、德国等制造业大国越来越担心本国产业受到冲击。
法国方面已经出现通过更强贸易保护措施应对中国商品的建议。
德国政界也有人公开提出，主要经济体应该重新讨论类似“广场协议”的国际货币协调机制。
这意味着，美欧在中国贸易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正在增加。
过去，美国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时，欧洲并不一定完全赞同华盛顿的做法。
但如果欧洲自己的汽车、机械、化工以及其他制造业越来越直接面对中国竞争，欧美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就可能逐渐接近。
什么是“新广场协议”？
所谓“新广场协议”，来自1985年的广场协议。
当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同意通过协调外汇政策推动美元贬值，并让日元和西德马克等货币升值。
其背景之一，就是美国当时面临巨额贸易逆差，而日本和西德则拥有庞大贸易顺差。
美元随后明显贬值，日元则快速升值。
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思路：
如果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够协调贸易和汇率政策，并以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或许可以推动人民币升值，从而降低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
理论上，如果人民币明显升值，中国出口商品以美元计算的价格会上涨，而进口商品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会变得更加便宜。
这可能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同时推动中国经济增加国内消费。
但今天的中国不是1985年的日本
问题在于，今天复制广场协议的难度远远高于40年前。
最重要的区别是政治关系。
1985年的日本和西德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能够通过安全、贸易和金融关系推动政策协调。
而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处于长期战略竞争之中。
北京很难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国际协议。
另一方面，人民币如果短时间快速升值，也会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明显压力。
大量中国制造企业利润率并不高，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和中小出口企业，很大程度依靠规模和价格竞争。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出口价格上涨，可能导致订单减少，并进一步影响就业。
因此，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的政策目标，需要同时考虑出口、就业、金融稳定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重因素。
汇率可能成为关税之后的下一条战线
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一份正式的“新广场协议”最终会不会出现。
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对中国贸易模式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中国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而欧美越来越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正在挤压本国产业，那么贸易摩擦就可能从关税进一步延伸到汇率政策。
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应该升值多少，也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国际经济争论的核心议题。
不过，即使人民币最终明显升值，也无法代替中国国内经济改革。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背后真正需要解决的，仍然是国内经济结构问题：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如何降低家庭对医疗、养老和教育的后顾之忧？
如何恢复房地产调整后的居民消费信心？
以及如何让中国经济从依靠投资和生产，逐渐增加居民消费的贡献？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善，中国家庭消费增加，国内市场能够吸收更多本国生产的商品，中国对出口的依赖自然会下降。
反过来，如果国内消费长期疲弱，而制造能力继续扩张，那么无论人民币汇率处于什么水平，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都很难消失。
所以，“新广场协议”真正提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人民币到底应该升值多少。
它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究竟要继续依赖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海外市场，还是逐步把更多增长动力转向国内居民消费？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可能比人民币本身的汇率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