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新移民讨薪记：每天干12小时 老板开空头支票
2023年10月，我以难民身份移民加拿大。我离开尼日利亚，是因为我在那里已经不再安全。我此前从事建筑行业，抵达加拿大时身上只有大约200加元积蓄。
在多伦多重新安顿下来的日子里，我依靠朋友的经济支持，以及作为难民申请人从加拿大政府领取的每月730加元补助度日。
一拿到工作许可，我就开始找工作。一位熟人把我推荐给了他的雇主——当地一家连锁餐厅Sunrise Caribbean。他让我给其中一位经理发短信，这位名叫Shanny的女经理回复说我可以立刻入职，只需要去该餐厅的一家分店参加两天无薪培训。
2023年12月，我正式入职Sunrise Caribbean。每家门店只有两名员工：一名前厅、一名后厨。作为后厨工作人员，我要负责加热食物、洗碗，还要把配送的食材整理进冷藏库，再把一袋袋垃圾拖到后院的垃圾桶。这些活一个人干分量极重，厨房里又闷热难耐，但我急需这份收入。
Shanny把我拉进了一个Instagram群聊，餐厅老板是群管理员，大家通过这个群协调排班。我要轮流去三家门店上班：一家在Jane and Finch，一家在Jane and Wilson，还有一家在密西沙加。坐公交去Jane街的门店要45分钟，而去密西沙加则要换乘公交、地铁再转公交，单程就要近两小时。几乎没有员工愿意去密西沙加分店，因为离大家的住处都太远，但我还是去了，毕竟我刚来，想表现得更努力、更尽责。一天晚上，我晚上10点从密西沙加分店下班，坐错了公交。等我发现周围环境完全陌生时，手机已经没电，天又下起了雪。我又冷又迷路，街上空无一人。最后还是几个路人给我指了路，等我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4点，第二天我依旧照常上班。
我通常一天工作12小时，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一周七天无休，甚至圣诞节和节礼日都在上班。一月第二周我领到了第一张工资支票，一共1100加元，还不到我12月实际工作时长应得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张支票跳票了，我觉得很奇怪，但一周后经理重新开了一张，我顺利兑现。那时正是我经历过的最寒冷的深冬，不过一位朋友借了我一件外套，我也找到了住处，感觉自己终于在加拿大的新生活里站稳了脚跟。
可从那之后，事情开始急转直下。我依旧每天高强度工作，但整个一月过完，我再也没拿到一分钱工资。我给老板发消息，他总是含糊其辞。二月初我收到一张支票，金额依旧不到应得薪资的三分之一，那时老板已经欠我近3500加元。入职以来，我一天假都没休过。我用政府补助支付每月450加元的合租房租，还经常要靠食物银行果腹。我身心俱疲，又无比愤怒，再次去讨要工资，他们才又给我开了一张支票。
那段时间，长时间的工作让我持续头痛。我告诉经理，除了补发拖欠的工资，我每周至少需要休息一天。我提出想周五休息，因为我是穆斯林，希望能重新去清真寺做礼拜。对方以周五生意繁忙为由拒绝，我们便商定改到周二。可接下来的周一晚上，经理发消息让我第二天继续上班，我拒绝了，他随即解雇了我，并在Instagram上把我拉黑。他还在我存入银行前，注销了最后那张工资支票。
我既震惊又愤怒，却感到束手无策。我在这座城市朋友不多，而且已经麻烦他们太多次，不想再用自己的事去打扰他们。2024年初的那几个月格外难熬。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向尼日利亚的亲友求助。我开始重新找工作，但岗位寥寥无几，投出的申请全都石沉大海。我联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对方为我推荐了个人支持类工作。我报名参加了一个个人及残障支持工作者的培训课程，学费约6000加元。这笔钱数额不小，但我觉得这是对未来的投资。我恳求室友先帮我垫付房租，承诺等我完成课程找到稳定工作就立刻还钱。这样我就可以用政府补助来支付学费。可课程上到一半，我突然重病需要手术。之后我便无法继续完成课程，一方面是卧床休养耽误了课程，另一方面是支付部分处方药费后，我再也负担不起剩余学费。
有一天，我偶遇了一位前同事。得知她也已经从Sunrise Caribbean离职，我们互相倾诉了在那里遭受的不公对待。几天后，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联系到了一家维护劳工权益的非营利组织——工人行动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该机构愿意为Sunrise Caribbean的员工维权。工人行动中心告诉我们，人多力量才大，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其他前员工。我联系了更多老同事，其中包括一位曾在尼日利亚当过医生的女士。她说Sunrise Caribbean也拖欠了她全部工资，如果月底还拿不到钱，她就会被房东赶出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害怕参与维权，不敢出声。几个月后我再试图联系她时，发现她的电话已经停机。在Sunrise Caribbean工作的绝大多数人都处境艰难，要么是难民，要么是移民身份不稳定的国际学生。很多人不敢发声，害怕遭到报复。但在工人行动中心的支持下，我们最终集结了13名前员工。
2024年夏天，我们在Wilson大道的Sunrise Caribbean门店外举行了第一场抗议活动，此后又陆续开展了多场。我们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更严重。不少路过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也曾在这里工作，工资一分没拿到;还有人说自己的家人至今仍在被拖欠工资。同年10月，我们在阿贾克斯又举行了一次抗议。有人把抗议过程拍下来发到TikTok，视频迅速走红，截至目前已有12400个点赞。算法还把视频推给了尼日利亚的网友，他们都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加拿大。
抗议间隙，我们多次尝试联系老板，他却一直回避。最终他同意通话听我们诉求，可到了约定当天，他直接失联。我们别无选择，于2024年11月向劳工部提起投诉——距离我入职Sunrise Caribbean已近整整一年。
三个月后，2025年2月，我们收到了劳工部的裁决。劳工标准官员认定，Sunrise Caribbean需向这13名前员工支付近11.5万加元欠薪，外加13.3万加元赔偿金，总计约25万加元。其中我应得的欠薪超过1万加元，赔偿金2万加元。看到这份官方文书，我终于感到自己的遭遇得到了认可。我想象着这笔钱能极大地改善我的生活质量。但很快我们就明白，这场斗争远未结束。拿到支付令是一回事，真正拿到钱又是另一回事。
老板聘请了一名律师助理试图与我们谈判。最终我们同意按总欠款的70%和解，心想少拿一些至少更有可能拿到钱。可谈判结束后，Sunrise Caribbean便不再回复任何消息。我们将此事上报劳工部，并于2025年11月在劳工部门前组织集会，但依旧没有任何结果。
我多希望这只是个例，可这类遭遇在安大略省却惊人地普遍。过去十年间，劳工部已查实的欠薪总额近2亿加元，但无良雇主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理论上，劳工部可以起诉这些企业主，处以高额罚款甚至监禁，但2017年至2024年间，针对无良雇主的起诉数量下降了85%。安大略省政府并未将打击欠薪列为工作重点。据工人行动中心称，劳工标准官员只会对情节极其恶劣、涉案金额超过25万加元的案件提起诉讼。这让雇主们肆无忌惮地剥削员工，其中就包括难民群体——他们为来到加拿大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
如今，我在做临时建筑工。我已经56岁，每天下班回家浑身都酸痛不已。这三万加元足以改变我的人生，能让我获得急需的稳定生活，在加拿大谋求一份更长久的职业。我可以重新参加个人支持工作者的培训，走上更稳定的就业道路。
当年逃离尼日利亚时，我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一个腐败不堪、法律形同虚设、任由弱势群体被肆意欺压的国家。可在加拿大的这段经历，让我对这个第二故乡的未来感到担忧——也让我不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彻底摆脱了那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