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和他离婚有原因 陈凯歌伤害不了我

往事叉烧+-

  前几年,洪晃最为人知的是《无穷动》里的一段台词。她用半自述的口吻讲述了艺术家的mindf***。很多人说,她在影射前夫陈凯歌。

  电影本来的片名叫《谁睡了我的丈夫》。洪晃说,电影中那个角色,是她这辈子做噩梦都害怕成为的女人。她最不愿意为了男人,把自己扭曲成暗地里扎小人的女人。

  和陈凯歌离婚,就是因为她发现喜欢他的人太多了,她不想让自己在抢夺中变成“泼妇”。

  洪晃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母亲章含之截然相反。章含之去世那一年,洪晃在书里回忆母亲:“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我很想再有一次机会,改变她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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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洪晃在北京有名的史家胡同里出生。她的外公章士钊是著名民主人士,母亲章含之是主席的英语教师,父亲洪君彦是北大(专题)经济学教授。

  四合院的大红门里,洪晃度过了颇具“特权意味”的童年。家里每个月有个福建师傅上门来炒肉松,一次炒十斤二十斤肉,师傅炒得挥汗如雨,满院子都是油香。上北外附小之前,洪晃不知道蹲坑怎么用,因为家里只有抽水马桶。

  这样的好生活,只维持到了1966年。动乱来临,父亲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被剃了阴阳头。他怕吓到五岁的洪晃,在家也整天戴着帽子。

  母亲觉得这样的婚姻不再值得维系,两人的争吵变成寻常事。洪晃总能听见父母往死里喊着打架,等她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话已经说完了,房里只有哭泣声。她的印象里,没有过一家三口在一起(电视剧)的美满画面。

  洪晃12岁的一天,父亲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回北大,告诉她:“以后我就不回史家胡同了”。洪晃第一次体会到一个人突然消失在生活中的感觉。

  晚上,母亲没有和她谈这件事,而是带她去看了一票难求的马戏。黑灯瞎火的,洪晃偷偷哭了一整场。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泪还在流。

  三个月后,洪晃成为27个被选中去美国学外语的小留学生之一。他们被告知,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思想,支援世界革命。洪晃觉得自己使命重大,来到寄宿家庭之后,总是抢着干家务,包下了遛狗和换猫粪箱的活儿。

  美国寄宿家庭的女儿觉得家里来了个大傻瓜,和洪晃吵架时恶狠狠地说:“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洪晃不依不挠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专题)街上的垃圾工人。”

  寄宿家女儿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洪晃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好几次午夜梦回,她都觉得自己是个被抛弃的孩子。

  家庭的创伤困扰了她很久,她向父亲抱怨:“你们的离婚让我这辈子都不能愉快。”父亲告诉她:“你想好了,我们两个人的离异可以成为你这一辈子所有失败的原因,所有痛苦的原因。或者你不管这件事,去走你的路,活你自己的一辈子。“

  15岁的洪晃被父亲这句话说通。她像个美国60年代嬉皮士那样,朗诵着艾伦·金斯伯格,听着摇滚乐,飙车上高速公路,将父母那档子事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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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父亲离婚后,母亲和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一起了。乔冠华比母亲章含之足足大了23岁,章含之叫他“老爷”,心甘情愿为这个自己仰慕的男人牺牲着一切。

  章含之陪伴了乔冠华十年,光是隔离审查就有两年,没过上几天舒服的日子。乔冠华走后,母亲写了四本书,每本书的主角都是乔冠华。她还自己花钱给乔冠华在上海福寿园塑了一个像。

  洪晃无法接受这样的感情模式,她觉得这种传统的爱情观早就过时了。在公众眼里,章含之这样的爱情是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但在洪晃眼里,这是母亲悲剧的地方。

  1983年,乔冠华去世,洪晃要回国参加追悼会,她担心自己回国后去不了美国,就和一个叫安德鲁的美国律师结了婚。那时她大学还没毕业,在电话里告诉了母亲章含之这个消息。电话那头的章含之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个人回到北京,洪晃进了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日常工作是陪老外见官员,当翻译,倒卖整船的氧化铝。

  遇到陈凯歌,她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俗得要命。

  一天,朋友推荐她去看陈凯歌的《黄土地》,她看完整个人被震傻了。那时她只看过美国的大片和欧洲的艺术片,她说:“《黄土地》里那些苍凉深邃的画面一下子把我击倒了。觉得太棒了,完全像一首诗。”

  那时陈凯歌去拍《孩子王》,安德鲁去了外景地,和陈凯歌拍了一张搭着肩膀的照片。他回家之后,和洪晃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人就结束了。陈凯歌和洪晃好上了。

  陈凯歌对她审美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遮蔽过60年代纽约文化带给她的影响。陈凯歌把洪晃带回到中国土地,让洪晃头一次接了“地气”。

  陈凯歌曾在书里写自己在云南生产队的经历:“常年和刀打交道,免不了受伤。我的手脚就有这么几条伤痕,日后和姑娘们吹起人生,有了本钱。”这种刀刀见肉的生活经验,对洪晃特别有杀伤力。

  她说:“那时就是觉得搞艺术的人太高尚了、太伟大了,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因为年轻,才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

  陈丹青形容洪晃那时的样子:“八十年代见她,时人称“妞”,穿个很紧的牛仔裤,叼根烟,开口“你丫、你丫”的,在电影院门口等凯歌。”

  两个人在一起前前后后好了有四五年。刚在一起的时候,陈凯歌正值消沉期。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孩子王》被一群电影记者签名评为最令人厌倦的影片,授予“金闹钟奖”。

  到了1993年,两人分开,却是陈凯歌最风光的日子。《霸王别姬》拿了戛纳最高奖项金棕榈。陈凯歌在后来的采访中说:“得了奖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了以后我就得意忘形了,我并不小看世俗的欲望,我觉得这些世俗的欲望都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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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名使陈凯歌的身边围绕着太多女人,洪晃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要和别人抢什么东西”的处境。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当“泼妇”的愿望。

  她问自己:“我怎么会想泼人家一脸水,怎么会想做这样恶劣的事情,我怎么会变成一个恶婆那样了?”

  29岁生日,洪晃一个人在纽约。她突然有种预感,自己和陈凯歌的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她有一个大胆的愿望,把二十多年没有同处一屋檐下的父母叫到一块吃顿饭。

  她特别希望他们坐在自己面前,和所有其他家庭一样,安慰他们的女儿,告诉她,这辈子还是会找到她爱,也爱她的人。

  她请父母一周后到自己家吃顿饭,没说是什么原因。结果他们两个都拒绝了洪晃的请求。洪晃很想告诉他们“我又要离婚了,来陪我说说话吧”,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离开纽约之前,洪晃去看了心理医生。她对大夫说:“我又要离婚,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维持不了婚姻。”

  大夫让她聊聊自己的家庭。洪晃就着话头聊了很久,说到最后哭得不行:“我最难受的时候是我16岁从纽约回到北京,正好是冬天,又是春节,但是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一些在我们家看着我继父的人,大年三十让我去给他们买菜,把我关在外面,差点没冻死。”

  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长时间,大夫递给她一盒纸巾,说:“下次我们再谈谈你最近要离婚的事。”

  走出医院,天已经黑了。后来,洪晃没有再回去。她说:“这样的自怜,偶尔一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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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陈凯歌这段短暂的婚姻中,洪晃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借他的关系为自己狠狠泄了一回私愤。

  从美国回来后,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后妈,叫朱一锦,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一朵。她最不喜欢这个朱一锦,因为她说了一句刺痛洪晃的话:“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

  洪晃从小就知道性格和聪明是她最大的长处,长相是她最大的短处,后妈还总是故意提醒她这一点,让她特别恼火。有一次,她和陈凯歌去一个台湾(专题)导演家玩,台湾导演说想让朱一景上她的戏,洪晃很生气地大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再没敢用她。

  1999年,洪晃创办了叫《ILOOK世界都市》的时尚杂志,面向的读者是有丑女人情结的那种。打广告时,它的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

  她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时尚的包袱》。文章里说:“我们经常骗自己,说我们打扮是为了自己,其实不太现实,因为所有好看的东西都不太舒服。”“我知道我的身体与面孔不理想,却非要不择手段地否认这个事实。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外表上的缺陷,这是不是很成问题?”

  她希望看这本杂志的读者多一些会动脑子的,而不是单纯爱美的。结果事实证明,爱美的女人比有头脑的要多。杂志初期传播观点的路线,赶走了一大批只想拿它当厕所读物的女人。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洪晃企图改变自己的思路,毕竟公司要赚钱。她找了美国最成功的女主编海伦·格利·布朗的自传来看。结果洪晃发现,这位成功女性的价值观让她作呕,是纯美国的实用主义。

  海伦·格利·布朗主张女孩要享受和利用性生活,让女人把性当作自己的工具去摆平老板。洪晃这样评论道:“如果我要是男人的话,和这种女人睡觉一定要穿着内裤,否则有些不放心。”

  杂志越卖越不好,洪晃干脆找了别人做主编。

  洪晃忠告女性,千万别信整容那一套,那个东西要承担的风险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更别当个贤惠的女人,否则只能被雇去当保姆。至于她这样难看的有钱女人,能想得开的话,日子倒是蛮舒服的,她可以随便找情人,都品尝一遍就是不嫁,这也算是本事了。

  洪晃没能践行这条洒脱的方案。和陈凯歌分开后,她又和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文化官员彭赛结了婚。这段婚姻持续了十年,洪晃说,彭赛给了她文化修养和自信,没有他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可以说他就是自己崇拜的那种男人。

  但她和母亲章含之不一样,她不能和彭赛那样的偶像在一起生活,一旦牵涉到共同居住的细节,自己并不愿意妥协。

  “合得来就住在一起,合不来就散。我从来不勉强自己,也不勉强别人。”三次婚姻都失败了,洪晃的感情观也没动摇。

  但她说:“之后不想结婚,也不想办婚礼了,再不干这种劳命伤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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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一档节目去拍摄洪晃,她把男友杨小平和他的小孩介绍给了节目组。那时两个人是同居状态,她很大方地承认杨小平是她的情人。她在书里写:“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也不是我的正式家庭成员,但是他是我的微笑,我需要他就像需要血液一样。”

  节目播出后,母亲章含之给她打电话,嚎啕大哭。她对洪晃说:“你太丢人了,你跟他没结婚,而且他还有个小孩。你跟他好就算了,还让电视台去拍他。”

  章含之在书中写:“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听到有人叫洪晃“名门痞女”,她希望女儿可以用实际行动纠正别人的误解。

  洪晃对母亲的指责很不以为然。她在刊物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引起强烈舆论的文章——《睡多少男人才算值》《男人分两截》。章含之强压着怒火问她能不能换个话题写?洪晃又反问她:“这个话题有什么呀?媒体非要断章取义,我有什么办法?”章含之知道再和她争下去又会吵起来,就挂了电话。

  到了洪晃拍那部《谁睡了我的丈夫》时,章含之已经放弃改变洪晃了,索性把四合院借给她当场地。

  2005年,陈凯歌的《无极》上映,口碑爆冷。胡戈戏改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在网上疯传,陈凯歌提出起诉。

  因为这件事,陈凯歌被群嘲,洪晃看男人的眼光又被身边的人调侃了一番。这时她和陈凯歌已经十多年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了。

  洪晃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前夫与馒头》。文章里说:“我一直想装个正人君子,高姿态一点,沉默一点。但这事实在太好玩了,我都快给憋坏了。反正我再怎么努力这辈子也不会有人拿我当淑女,所以干脆我就多几句嘴。咱中国人有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连个馒头都装不下,不就明显变成小肚鸡肠了嘛。”

  她不但怼陈凯歌,评价张艺谋的时候也不客气。《山楂树之恋》上映时,洪晃抨击:“什么爱情片,这就是一个色情片。”

  冯小刚说出那句:“是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垃圾观众,才有了这么多垃圾电影?”洪晃在微博中评价:“做有毒视频和吃有毒食品的是两回事。说这种话简直就是道德败坏还理直气壮。”

  洪晃在外界眼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刺儿头”。她也无所谓别人怎么想,她说:“要脸的人跟着别人的感觉走,不要脸的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她属于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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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晃嫁过一个法国人,杨小平娶过一个法国太太。两个人都觉得法国人小气,婚姻生活过得很压抑。两人互相诉苦,诉着诉着,就彼此爱上了。

  那时,杨小平带着和前妻的孩子少恩。洪晃说:“我就是跟他好,跟他在一块就是舒服,连孩子也一起要了。”她和少恩称兄道弟,没有像自己的后妈那样招人烦。

  2006年,洪晃和男友杨小平去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女儿。她觉得自己做妈妈的瘾还没有过够。

  她去四川接女儿平平的时候,平平只有6个月大。回来几个人一共坐了10个小时火车,平平一声也没哭。

  到家第二周,洪晃带平平上了一个亲子课,班上有七八个孩子。其他小孩都很兴奋,只有平平满脸害怕,一直把头埋在膝盖中间。洪晃马上把平平抱出来,平平使劲抓着她的衣领。洪晃才意识到,平平见到很多小孩,以为自己又被送回了福利院。

  洪晃说:“我抱她出来的的时候是自己这辈子最感动的一刻。我不知道责任可以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幸福。”

  她和杨小平搬到了乡下住,想让女儿平平有一个自然的童年。她说:“这与我的童年有关,我不想让平平对家庭背景、名利太敏感。”

  每次洪晃坐飞机出差,平平就跟杨小平说:“妈妈又飞了。”和洪晃打电话时,还会说:“妈妈从电话里出来。”弄得洪晃忍不住哭。

  母亲章含之也会来看平平,洪晃觉得有了这个小女儿,自己和母亲的界限被打破,又重新成了一家人。

  有一天,女儿对洪晃说:“妈妈你减肥吧,这样你能活得很长,我不想你走。”

  第一次,有人让她减肥,她却没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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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妈和太祖不清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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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家的烂事还有什么炒头?滚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