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时代一起堕落 那个拍霸王别姬导演哪里去了
导演陈凯歌资料照片
那个拍摄《霸王别姬》的导演哪里去了?
《霸王别姬》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张国荣是当代最优秀的华人演员，没有之一。我记得看《霸王别姬》时，我刚上北大不久，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是在一门电影课上看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屠杀之后四年，那种政治上的肃杀氛围还没有完全消失，陈凯歌能在电影中对当代历史作出如此深沉细腻的反思，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回家后，妻子菊仙上吊自尽。最后一出戏里，知己蝶衣拔出那把能让霸王成为霸王的剑，自刎而死，临死前说：“楚霸王都跪下来求饶了，京戏它能不亡吗?”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在原著中写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下场的虞姬仍是虞姬，霸王却不是霸王，那莫不如彻底告别这无情无义的世界，身死戏台，以戏成全余生愿。
这戏里，虞姬有虞姬的气节，霸王却失了霸王的风骨。难怪章诒和说，她看完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姬别霸王》与《霸王别姬》大有区别，《姬别霸王》是以虞姬为主人公，是虞姬主动选择与霸王诀别，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
陈凯歌能拍出《霸王别姬》绝非偶然，因为他和父母都是文革受害者，他曾遭到拘捕和审讯，审讯者威胁说：“你不老实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他被释放回家后，一度梦见自己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陈凯歌在回忆文章《青春剑》中，详细描写了他们家被红卫兵查抄的经过：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摺，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最后轮到书了。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他们却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那时还是中学生的少年陈凯歌，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看着病中的母亲被红卫兵们罚站，面壁而立，整整三个小时。他一句话也不敢说，还是奶奶说话了：“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陈凯歌的同学、红卫兵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多年后，陈凯歌羞愧地回忆说：“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如果说当年那个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少年让人“哀其不幸”，那么今天拍摄《长津湖》的国际大导演则让人“怒其不争”。少年陈凯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同学羞辱却沉默是金，快要七十岁的名满天下的陈凯歌却向同一个暴政献上投名状，他成了段小楼，人们对段小楼的追问也是对陈凯歌的追问：这苍凉一生，你可曾一步一步走失了自己?
用投资十三亿的电影来延续韩战的谎言
电影《长津湖》剧照。(Public Domain)
没有韩战，就没有镇反、反右、大饥荒和文革。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所以，肯定和歌颂韩战，就是肯定和歌颂文革。陈凯歌拍摄肯定和歌颂韩战的《长津湖》，不就是肯定和歌颂文革的焚书和抄家吗?他的母亲若地下有知，不知情何以堪?
中国参与韩战，是参与一场非正义战争，随着越来越多史料公布，这一点已铁板钉钉：韩战是朝鲜金日成率先发动的，韩国和美军是被动防御，美国牵头组建联合国军，乃是师出有名。
金日成发动韩战，最初只是寻求斯大林的支持，而对中国封锁消息。历史学者沈志华在《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一书中指出，据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说，莫斯科和平壤对中国人封锁了进行军事准备的消息，原先在各军事部门工作的来自中国的延安派干部，大都被调离了与编制作战计划有关的岗位，“因为我们必须保密”。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个武官来通报情况。毛很生气，对翻译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对中国来说，韩战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毛企图与斯大林争夺亚洲共产主义领袖地位，让数十万中国军人到别国土地上当炮灰。
陈凯歌在《长津湖》开机仪式上专门安排“祭奠志愿军英魂”的环节，政治正确，天衣无缝。他说，自己过去是个军人，每次提起抗美援朝，都会感到热血沸腾，“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场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他希望拍出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电影，“二零一八年，我看到新闻里说志愿军的遗骸在韩国被找到，将送回国内。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他们的忠魂才回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部电影拍好”。他真是段小楼附体了。
香港导演徐克表示：“这是真正的战争，我们的拍摄，就是希望能让观众在电影院彷佛置身战场。”徐克的香港普通话的腔调，在北国的千里冰封中怎么听都格格不入，如果出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才显得妥帖。正是中共驱使的香港警察和派到香港的军警，将香港的街头和大学校园变成战场，作为香港人的徐克，不仅没有为香港的自由而战，反倒站在敌人的行列，他还是那个拍出《新龙门客栈》的徐克吗?赞扬解放军的金庸不是大侠，而是韦小宝;拍摄《长津湖》的徐克，也是韦小宝。
就长津湖一役而言，共军并未实现“以弱胜强”。史料记载，在长津湖战役中，共军第九兵团以近十五万兵力，对美军第一师等部不到两万人进行突袭并分割包围，却不但让美军成功突围，自己还被打得减员近九万人，在战场上有部分阻击阵地中的士兵全员冻死。
《长津湖》是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多的电影，它在审美上能超越里芬斯塔尔颂扬纳粹的《意志的胜利》吗?从《霸王别姬》到《长津湖》，陈凯歌实现了人与时代的同步堕落——习近平时代固然不堪，但还没有到毛泽东时代“沉默也是罪”的地步，陈凯歌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他主动加入大合唱，只是因为摆脱不了名利的诱惑。
思想史家钱理群在给年轻读者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临着“说谎”还是“说出真实”的矛盾，这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基本生存困境，在操作层面上，则有几条线。首先是高线，即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说出真实。如果不能说、不许说，就求其次，维护沉默的权利。有时候，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只能说违心的话，但这仍有几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第一，要清醒：自己是在说假话。千万要警惕，不要说假话成了习惯，把假话当作真话，甚至不知道如何说真话了。第二，说假话必须是被动的、无奈的，千万不要为了达到私利的目的，主动地去说假话。这个“口”一开，就收不住了。第三，说假话要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说谎话的苦果只能自己尝，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谎言而损害他人。拍《长津湖》的陈凯歌突破了每一条底线，已然沦为独裁暴政的帮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