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年关，每一句都能戳中泪点的回忆杀
留洋派专栏作者落樱
今年不回家过年，
其实，我是松了口气的。
但随着国内疫情爆发，心里又多了份担忧和牵挂。
成家立业，漂洋过海，思乡之情犹然。
但对于过年，我已经没有盼头了。
想来，自从过了而立，
我的年，似乎只存在于记忆里了。
一 宴席
去年初一，一家老小，聚在姑姑家。
姐夫特意从酒楼预定的宴席，铺了一大桌。
我却兴味索然。
默默抽身，站在厨房看窗外漫天的烟火发呆。
身后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并没有人注意我的离席。
忽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是我妈。
“回来之后就不怎么爱说话，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是啊，很累。”我在心里回应着，嘴上却说：
“妈，过年还是要吃糖醋鲤鱼啊……”
2000千禧年，我十五。
腊月二十八，睡到快中午。
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我妈坐在餐桌前，一边小声嘟囔着，一边用笔在纸上划拉。
我知道，她在写除夕年夜饭的菜单，那是惯例。
“哦，你的糖醋鲤鱼改成清蒸了啊。”我妈头也没抬。
“为什么啊，每年都是糖醋鲤鱼的啊！”我一下子就急了。
“不！我不要清蒸，就要糖醋！”我吼出来，带着哭腔。
为了一条鲤鱼是该“糖醋”还是该“清蒸”，我和我妈吵了一下午。
结果，我妈被我气哭，我道歉赔不是。
除夕年夜饭，我照例吃到了糖醋鱼，但不是鲤鱼，是黄鱼。
我大口朵颐，偷偷瞟了一眼我妈：“咱俩这算平手吧？”
她使劲白了我一眼，夹起香脆的鱼头，放进我的碗里。
腊月二十九，我在满屋飘香中醒来。
脸没顾得上洗就赖在灶台前，寸步不离。
眼瞅着我妈把炸鱼、炸丸子、炸麻花从锅里捞出来，放进晾盆。
我猴急地抓起一个，鼓着腮帮子猛吹几口，就往嘴里塞。
那个香味啊！在记忆里百转千回，再难抹去。
腊月三十，我没有手机，也没有ipad。
从早到晚，我老老实实黏着我妈，看着年夜饭像变戏法一样，
从她的一双巧手里，翻着花样，摆出丰盛的一桌。
我如今还算拿得出手的厨艺，大概就启蒙于那些仅存的关于年夜饭的记忆。
后来，我越长大，我妈的年夜饭就变得越简单。
她说平时吃的就像过年，年夜饭何必再大操大办。
再后来，我的糖醋鲤鱼变成了红焖“各种”鱼。
她说鲤鱼都被打了药，吃不得。
我和我妈再没有因为鱼是“糖醋”还是“清蒸”吵过架。
我想，我妈许是折腾不动，也吵不动了。
现在，我家的年夜饭，就是家常便饭。
二 仪式
姐夫的手机响了，
热闹的饭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大家像是被什么唤醒了似的，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手机，
小孩儿们也坐不住了，吵着要玩游戏。
一桌精致的宴席瞬间就被冷落了，
虚拟和真实的世界只隔着一层小小的屏幕而已，
我们有多想逃离这个真实的世界，
与虚拟的世界划清界限，就有多难。
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心那么近，又那么远。
此时，只有我的手机还孤独地躺在饭桌上，
与之相隔几步的距离，
意外地，使我成为当下唯一那个可以抽离的人……
1998年，我十三。
初一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和敲门声叫醒了。
那时候没有微信可以群发祝福，拜年还基本靠嘴和腿。
我觉得整栋楼的邻居，平日熟络或不熟络的，都在排着队敲我家的门。
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拎起来，杵在门口迎客，还要接听电话。
当年那些拜年嗑儿和吉祥话儿，我顺口就能溜出一长串儿来。
我妈在厨房哼着歌煮饺子，
我听出来那是春晚那英王菲合唱的《相约98》。
那时候，除夕夜我陪着爸妈守着电视看春晚，
一直陪到《难忘今宵》的曲子响起。
那时候的春晚，还是一台春晚。
歌舞还是歌舞，魔术还是魔术，还有能包办整年段子的本山大叔。
没有要追的流量爱豆，没有要抢的红包，也没有几分钟不刷就手痒的热搜。
那时候的春晚，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热呼呼的菜，
不稀奇，但味道好，吃着舒服。
如今，菜是越来越讲究了，却对不上胃口。
直到彻底凉了，就再也不想吃了。
初二，去姥姥家。
终于穿上自己花心思为过年置办的新衣。
嘴上不说，但小姊妹们过年暗戳戳地“较量”已经心照不宣。
有一天，邻居小姐姐穿了一条黑色皮裤，看得我眼睛发亮。
我妈就去裁缝铺给我做了一条红色的，说过年就要穿得喜气。
我还烫了发卷，抹了口红，把自己捯饬成了人堆里最亮眼的一抹“中国红”。
后来，当年留下的照片，和那条被嫌弃的“土洋土洋”红皮裤，统统被我压进了箱子底。
现在，我几乎想不起要为过年准备一件新衣。
毕竟，再多的用心也抵不过满身玲琅耀目的LOGO了。
虽然也还会被赞赏会穿衣，有品味，
我却真的想说：11岁那年的我，才是真的摩登。
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仪式感”。
只记得我妈说，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个一个照着做就是“过年”了。
过了腊八，她就开始张罗起来——
办年货，扫尘、贴年画、年夜饭、守岁、祭祖……
工作以后，我都是到了年根底下才赶回家，又匆匆离开。
那些过年的“仪式”，很少再参与了。
有两年，我没回家过年。
我妈说，他们现在是“空巢”老人，过年也一切从简。
其实，我特别想念和我爸用大米糊贴年画；
我妈在祭祖时虔诚的模样，也曾让我看得入神。
可惜，这些珍惜的一帧帧画面，也只能去泛黄的记忆里翻找。
现在，我们可以拿着手机随时随地拍，但能留存在记忆里的，却又太少了。
三 团聚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最年长的姑姑是家里掌事儿的人。
眼见饭桌沉寂下来，她清了清嗓子，试图将一家子“低头族”拽回来。
姑姑的目光扫了一圈，最后锁定在几个叽叽喳喳的孩子身上。
我眼疾手快地从皮包里掏出ipad塞到儿子手里，示意他和弟弟妹妹去客厅玩。
所幸，避免了又一场“才艺汇报演出”。
可没想到，一直做丁克的大表妹却取而代之，成了众矢之的。
这些年，这样的场景似乎在过年的聚会上重复上演着……
1996年，我十一。
初一，我和兄弟姊妹们相聚在奶奶家。
那时候，大表妹还没去省医院当医生，
她爱看书，戴着近视镜，头发从没长过耳朵；
那时候，小表妹还不是金牌销售，也不是俩娃的妈，
她最爱漂亮，兜里总揣着梳子，整天嚷着要去当演员；
那时候，表姐还没有远嫁南方，
她是学霸，也是个话痨，总是咯咯咯笑个不停；
那时候，表哥还在，多么希望他从未遭遇那场致命的车祸，
他是那样温暖又快活，一过年就领着我们到处撒野捣蛋，闯了祸他就一个人担着。
那时候，我们见面就掐，分别时又哭的稀里哗啦。
那时候，我们总说想快点长大，可以尽情挥霍不必“充公”的压岁钱。
如今，我们都成家立业，活成了自己的样子，却各奔东西，甚至阴阳两隔。
过年，似乎成为我们唯一团聚的机会，却又总是有口难言，逐渐习惯了用相视一笑来填补尴尬和疏离。
是啊，此去经年，我们彼此错过了太多，太多，
聊以慰藉的，恐怕只有微信群里一个个被打开的红包。
四 记忆
记忆一年一年的走远，新的年还将到来。
而我向往的年，还是记忆中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中国人过年，过得从来都是难以言说，又从不曾割舍的真心和情分。
在这个灾难骤临的年关里，
不管是在隔离区，还是冲锋在一线；不管是在疫区，还是在大洋彼岸，
我们的心可以彼此靠近，再靠近……
那些“年”，我们在一起，说好要相顾余生，
相信，我们一直在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