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年关,每一句都能戳中泪点的回忆杀

温哥华港湾+-

  留洋派专栏作者落樱

      今年不回家过年,

  其实,我是松了口气的。

  但随着国内疫情爆发,心里又多了份担忧和牵挂。

  成家立业,漂洋过海,思乡之情犹然。

  但对于过年,我已经没有盼头了。

  想来,自从过了而立,

  我的年,似乎只存在于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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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宴席

  去年初一,一家老小,聚在姑姑家。

  姐夫特意从酒楼预定的宴席,铺了一大桌。

  我却兴味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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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抽身,站在厨房看窗外漫天的烟火发呆。

  身后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并没有人注意我的离席。

  忽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是我妈。

  “回来之后就不怎么爱说话,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是啊,很累。”我在心里回应着,嘴上却说:

  “妈,过年还是要吃糖醋鲤鱼啊……”


  2000千禧年,我十五。

  腊月二十八,睡到快中午。

  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我妈坐在餐桌前,一边小声嘟囔着,一边用笔在纸上划拉。

  我知道,她在写除夕年夜饭的菜单,那是惯例。

  “哦,你的糖醋鲤鱼改成清蒸了啊。”我妈头也没抬。

  “为什么啊,每年都是糖醋鲤鱼的啊!”我一下子就急了。

  “已经有了炸丸子炸鱼,糖醋也要炸。清蒸挺好,换换口味。”

  “不!我不要清蒸,就要糖醋!”我吼出来,带着哭腔。

  为了一条鲤鱼是该“糖醋”还是该“清蒸”,我和我妈吵了一下午。

  结果,我妈被我气哭,我道歉赔不是。

  除夕年夜饭,我照例吃到了糖醋鱼,但不是鲤鱼,是黄鱼。

  我大口朵颐,偷偷瞟了一眼我妈:“咱俩这算平手吧?”

  她使劲白了我一眼,夹起香脆的鱼头,放进我的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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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九,我在满屋飘香中醒来。

  脸没顾得上洗就赖在灶台前,寸步不离。

  眼瞅着我妈把炸鱼、炸丸子、炸麻花从锅里捞出来,放进晾盆。

  我猴急地抓起一个,鼓着腮帮子猛吹几口,就往嘴里塞。

  那个香味啊!在记忆里百转千回,再难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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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三十,我没有手机,也没有ipad。

  从早到晚,我老老实实黏着我妈,看着年夜饭像变戏法一样,

  从她的一双巧手里,翻着花样,摆出丰盛的一桌。

  我如今还算拿得出手的厨艺,大概就启蒙于那些仅存的关于年夜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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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越长大,我妈的年夜饭就变得越简单。

  她说平时吃的就像过年,年夜饭何必再大操大办。

  再后来,我的糖醋鲤鱼变成了红焖“各种”鱼。

  她说鲤鱼都被打了药,吃不得。

  我和我妈再没有因为鱼是“糖醋”还是“清蒸”吵过架。

  我想,我妈许是折腾不动,也吵不动了。

  现在,我家的年夜饭,就是家常便饭。


二 仪式

  姐夫的手机响了,

  热闹的饭桌一下子安静下来。

  大家像是被什么唤醒了似的,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手机,

  小孩儿们也坐不住了,吵着要玩游戏。

  一桌精致的宴席瞬间就被冷落了,

  虚拟和真实的世界只隔着一层小小的屏幕而已,

  我们有多想逃离这个真实的世界,

  与虚拟的世界划清界限,就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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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心那么近,又那么远。

  此时,只有我的手机还孤独地躺在饭桌上,

  与之相隔几步的距离,

  意外地,使我成为当下唯一那个可以抽离的人……


  1998年,我十三。

  初一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和敲门声叫醒了。

  那时候没有微信可以群发祝福,拜年还基本靠嘴和腿。

  我觉得整栋楼的邻居,平日熟络或不熟络的,都在排着队敲我家的门。

  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拎起来,杵在门口迎客,还要接听电话。

  当年那些拜年嗑儿和吉祥话儿,我顺口就能溜出一长串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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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在厨房哼着歌煮饺子,

  我听出来那是春晚那英王菲合唱的《相约98》。

  那时候,除夕夜我陪着爸妈守着电视看春晚,

  一直陪到《难忘今宵》的曲子响起。

  那时候的春晚,还是一台春晚。

  歌舞还是歌舞,魔术还是魔术,还有能包办整年段子的本山大叔。

  没有要追的流量爱豆,没有要抢的红包,也没有几分钟不刷就手痒的热搜。

  那时候的春晚,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热呼呼的菜,

  不稀奇,但味道好,吃着舒服。

  如今,菜是越来越讲究了,却对不上胃口。

  直到彻底凉了,就再也不想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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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去姥姥家。

  终于穿上自己花心思为过年置办的新衣。

  嘴上不说,但小姊妹们过年暗戳戳地“较量”已经心照不宣。

  有一天,邻居小姐姐穿了一条黑色皮裤,看得我眼睛发亮。

  我妈就去裁缝铺给我做了一条红色的,说过年就要穿得喜气。

  我还烫了发卷,抹了口红,把自己捯饬成了人堆里最亮眼的一抹“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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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当年留下的照片,和那条被嫌弃的“土洋土洋”红皮裤,统统被我压进了箱子底。

  现在,我几乎想不起要为过年准备一件新衣。

  毕竟,再多的用心也抵不过满身玲琅耀目的LOGO了。

  虽然也还会被赞赏会穿衣,有品味,

  我却真的想说:11岁那年的我,才是真的摩登。


  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仪式感”。

  只记得我妈说,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个一个照着做就是“过年”了。

  过了腊八,她就开始张罗起来——

  办年货,扫尘、贴年画、年夜饭、守岁、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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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以后,我都是到了年根底下才赶回家,又匆匆离开。

  那些过年的“仪式”,很少再参与了。

  有两年,我没回家过年。

  我妈说,他们现在是“空巢”老人,过年也一切从简。

  其实,我特别想念和我爸用大米糊贴年画;

  我妈在祭祖时虔诚的模样,也曾让我看得入神。

  可惜,这些珍惜的一帧帧画面,也只能去泛黄的记忆里翻找。

  现在,我们可以拿着手机随时随地拍,但能留存在记忆里的,却又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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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聚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最年长的姑姑是家里掌事儿的人。

  眼见饭桌沉寂下来,她清了清嗓子,试图将一家子“低头族”拽回来。

  姑姑的目光扫了一圈,最后锁定在几个叽叽喳喳的孩子身上。

  我眼疾手快地从皮包里掏出ipad塞到儿子手里,示意他和弟弟妹妹去客厅玩。

  所幸,避免了又一场“才艺汇报演出”。

  可没想到,一直做丁克的大表妹却取而代之,成了众矢之的。

  这些年,这样的场景似乎在过年的聚会上重复上演着……


  1996年,我十一。

  初一,我和兄弟姊妹们相聚在奶奶家。

  那时候,大表妹还没去省医院当医生,

  她爱看书,戴着近视镜,头发从没长过耳朵;

  那时候,小表妹还不是金牌销售,也不是俩娃的妈,

  她最爱漂亮,兜里总揣着梳子,整天嚷着要去当演员;

  那时候,表姐还没有远嫁南方,

  她是学霸,也是个话痨,总是咯咯咯笑个不停;

  那时候,表哥还在,多么希望他从未遭遇那场致命的车祸,

  他是那样温暖又快活,一过年就领着我们到处撒野捣蛋,闯了祸他就一个人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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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见面就掐,分别时又哭的稀里哗啦。

  那时候,我们总说想快点长大,可以尽情挥霍不必“充公”的压岁钱。

  如今,我们都成家立业,活成了自己的样子,却各奔东西,甚至阴阳两隔。

  过年,似乎成为我们唯一团聚的机会,却又总是有口难言,逐渐习惯了用相视一笑来填补尴尬和疏离。

  是啊,此去经年,我们彼此错过了太多,太多,

  聊以慰藉的,恐怕只有微信群里一个个被打开的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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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记忆

  记忆一年一年的走远,新的年还将到来。

  而我向往的年,还是记忆中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中国人过年,过得从来都是难以言说,又从不曾割舍的真心和情分。

  在这个灾难骤临的年关里,

  不管是在隔离区,还是冲锋在一线;不管是在疫区,还是在大洋彼岸,

  我们的心可以彼此靠近,再靠近……

  那些“年”,我们在一起,说好要相顾余生,

  相信,我们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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