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礼，西方人讲理
留洋派（Creader.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有过来人，教给我一个解决家庭纠纷的锦囊妙计，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这个计策，着实把我吓着了。
于是，我问，家不是讲理的地方，那讲什么啊？
对方回答：讲情。
我似有所悟，中国有一句常用语“合情合理合法”，情在第一位，第二位是理，第三位是法。
讲情？可是，问世间情为何物？情是什么？如何讲情？
忽然听来一条消息，英国的哈里王子与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订婚后，拒绝签署婚前协议，以保障他大约3000万英镑的财产。这大概是相信爱情的英国范儿吧。说实话，我们中国人，都不相信了，都开始婚前公证了。哈里王子居然逆历史潮流而进。
爱情，也是一种情吧，是所有感情中，最高贵和神秘的，也是最不靠谱的。可是，哈里王子相信爱情，而且，从我这样一个极端俗人的角度看，哈里王子给他的爱情标价：1500万英镑。
以此说来，情，是有价的，也是可以计量的。爱情有价，亲情也有价，想来太阳底下无新事儿，区区私情，难道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没有研究过吗？谬也！
儒家之“礼”，就是给各种亲情定名分、立规矩，甚至是定量的。四书五经，哪一本最厚？《礼记》也。礼仪之邦的名号，可不是凭空得来的，礼记才是镇国之宝。不管是嫡亲庶出，还是七大姑八大姨，无论多么复杂的亲情关系，都能在礼制中找到根据。当然，那种陈年账，读起来味同嚼蜡。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有极生动有趣的例子，可以一用。
荣国府的月例，也就是零花钱，是这样规定的。贾府一家，吃得是大锅饭。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以及王熙凤李纨赵姨娘和众姐妹，每日花销，都是记在荣国府大帐上的，自己不出一分钱。但是，免不了有一些个性化需求，比如，十二钗起个诗社、喝个小酒之类的，这就是零花钱了。
月例，怎么给呢？按照和主子的关系远近，来给。嫡系要高于庶出，正房要高于偏房。丫环佣人，不能高于主人。
第一等，贾母，20两；
第二等，邢夫人、王夫人，20两；
第三等，李纨和贾兰合计，20两；
第四等，王熙凤，是李纨的一半，是5两；
第五等，迎春、探春、惜春、黛玉、湘云诸小姐每人4两；
第六等，周姨娘、赵姨娘、贾赦妾翠云、娇红、嫣红等5人，每人2两；
第七等，岫烟、李绮、李纹每人2两；
远近亲疏，一目了然；钱多的，自然是主人，或是和主人关系亲密的，否则，就是外姓旁人或下人。
在《红楼梦》第四十三回、王熙凤过生日一节，更有精彩对话，将“礼”之根本说得明白：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席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来凑趣儿？再也有和凤姐好的，有情愿这样的，有畏惧凤姐儿的，巴不得来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一听此言，都欣然应诺。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薛姨妈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两吧。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吧！
上下之别，中西皆然。欧洲封建时期，身份限制以及根据身份给予不同的待遇，也是很齐全的。且，流毒至今，英国女王及王室的财富，是与生俱来的，是由其出身决定的，而不是后来奋斗得到的。
实际上，儒家之“礼”另一个作用、也许更重要的作用是区分内外——国内和国外、境内与境外、华夏与夷狄、家内和家外。经典的莫过于慈禧老佛爷之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问题是，“族类”是无限可分的，就像同心圆之直径，随时可变。先消灭境外阶级敌人，境外的消灭光了，再消灭境内的；境内的，消灭光了，就肃反。肃反搞完了，就开始收拾“异化分子”。且看刘邦、朱元璋乃至49年之后的血洗，何曾相似？
台湾开埠之后，大批闽粤沿海民众移居台湾，开拓垦植，可是，回顾历史，移民之间的械斗，从无间歇。械斗的范围，很有层次感。先是闽粤两省打，即：福建人和广东人打；两省人之间打完了，并不会罢手。之后，是省内和省内打。在福建，是漳州和泉州打；在广东是潮州和汕头打；这还没完，再下来，是漳州人和漳州人、泉州人和泉州人、潮州和潮州、汕头和汕头内部，接着打；先是看地域远近打，打完了，异姓之间打；异姓打完，同姓之间打。
每一次械斗，都有一个崇高的名目：和外人战斗，你要不参加，就不是自己人。只是，每一次画的圈，都不一样。这一次，你在圈内；下一次，你就可能在圈外。
中国人的逻辑，也不复杂，归根结底是一个字：“礼”，立场决定观点。自己人做的，错的也是对的；外人做的，对的也是错的。易中天先生将其概括为：有亲疏，无是非。
《论语》里有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翻译出来是：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父亲。孔子说：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和你说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坦白，也就在其中了。
后人将孔子之所为，简化为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不得不说，孔子很有人情味儿，其所为也符合他所倡导的礼制。
但是，“礼”之弊，在于最大限度地破坏了公理，使社会割裂为一个一个的家庭、家族和种族孤岛。家内无我，家外无他。凡是“自己人”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凡是批评自己的家庭、民族和国家的，都是“叛徒”；凡是外人做的，都是错的；所以，凡是赞扬外人、外族、外国的，都是胳膊肘往外拐。于是，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说中国有雾霾、要戴口罩的，就成了辱华分子了；可是，外国人每每批评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文化，也没人说他在抹黑！
因此，我们说，中国人讲礼，外国人讲理。礼不是理，礼也破坏了理。
再以国人对鸦片的态度，为例证。
众所周知，1840年中英之战，在大清国、在中国的教科书中，称为鸦片战争。简单说就是，英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在中国销售鸦片。而鸦片是毒品，是害人的；销售毒品，是不允许的，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大清政府和英国开战，无疑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问题是，大清朝及其子民，究竟是反对英国人，还是反对鸦片贸易呢？如果是反对鸦片，那么，在1840年之后，在英国人不销售鸦片之后，国内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就应该消失或者降低。
可事实上，在鸦片战争数十年之后，中国境内的鸦片生意，还是一片红红火火。
对此，1894年横穿大半个中国的澳大利亚青年莫里逊一头雾水，他在《1894年》一书中写到：现在，中国以它最杰出的政治家李鸿章的个人名义，通过“反鸦片协会”的秘书，呼吁英国“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禁烟努力提供帮助”。既然如此，如果中国声称的禁烟努力是真诚的，那么差人和士兵就应该是当局雇来禁绝毒品的人，但是，护送我的差人和士兵无一不吸食鸦片，我遇见过的差人或士兵据我所知，也无一不是烟鬼。我所经过的云南地方，只要土壤条件允许，都种上了罂粟，连绵几英里，直至目光尽头，罂粟种满每一块空地，种满道路两侧。
莫里逊想不明白，中国禁烟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于是，他又引用了其他外国人的看法。
我们感谢俾士（George piercy，1829-1913年，英国传教士）牧师对中国这一反常行为做出如下解释：看来，中国正在为禁烟而种烟。
“此外，即使我们洗手不干今天的鸦片贸易，中国对罪恶的鸦片也不会有所作为。绝望的中国祈求撒旦驱逐撒旦。它现在自己培植鸦片，还徒劳地梦想，如果，印度的供给下跌，它就能处理这块迅速增长的邪恶事务。但是，撒旦不会分身反对自己，它要使自己的王国屹立不倒。种植鸦片不可能禁绝吸食鸦片。”
几乎同一时期，清末民初的太原举人刘大鹏，在其回忆录《退想宅日记》中，记录了太原郊区吸食鸦片的状况。
1892年（1892年10月4日，农历八月24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鸦片烟说》：稽昔日，有害于人者，不过博弈好饮酒数端而已，然此尚未大害也。若夫鸦片烟之为害，不可胜言矣。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
其统计，虽然不可能准确，但吸食鸦片的普遍性，当是无可置疑的。
1893年7月8号（公历），正值麦收，刘大鹏又记述了收割麦子和鸦片的用工状况：……当今之世，种罂粟者甚多，获麦之时又杂割烟，且割鸦片烟之人工较获麦之人工繁于十倍，所以，此数日人工甚紧，工钱甚大，而务农之人，皆入鸦片烟，则鸦片烟之害农也，岂浅鲜哉！
这就不只是贩卖和吸食了，种植鸦片也是本地产业了。且，规模日渐扩张，最后，竟然合法化了。在同一篇日记中，刘大鹏写到：光绪初年，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于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己丑（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年）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
为此，刘大鹏大发感慨：嗟乎，小民无知，惟顾目前之利，不顾日后之害，况前荒年人死大半，皆亲见之，亦当知生畏新，以鸦片烟为大害，奈何执迷不悟，而种之者更多耶，真可悯可哀也。
《退想宅日记》我看过好几遍。每读到此，就说不出地难受，不只是刘大鹏那样的可悯可哀也，还有一种和莫里逊一样的感受：英国人卖给我们的，是鸦片，是害人的；中国人自己种、自己卖的，就不是鸦片了？就不害人了？外国人的鸦片烟，该禁，该没收，该扔进大海，用石灰焚毁；中国人的鸦片，就不禁了，就合法了？1840年禁烟，50年之后，鸦片竟然合法化了，太原近郊，罂粟花盛开，景色独好，却是何等的怪诞！
莫里逊并不是为鸦片贸易辩护，他只是纳闷，中国人对待鸦片的态度，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是不是像：中国的大人，在家可以暴打孩子，但是，要是旁人动了孩子一个手指头，那这家大人可是不让的，非要搞出个所以然来不可。若在西方，则内外大体一致：不能打孩子，自己父母不能打，外人也不能打。
中国讲的是“礼”，欧美讲的是“理”。礼，有上下内外，上下分尊卑，内外别亲疏；理，既不分上下，也不别亲疏，是一律的。因此，礼和理是天然对抗的，是不兼容的。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之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字：中国人在说礼，西方人在讲理。
礼，是中国特色；理，是普世规范。不否定礼，中国人就不会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