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西方和不自觉的中国
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西方文化源自两希，一个是希伯来，另一个是古希腊。我们从古希腊说起：
古希腊有一个德尔菲神庙，神庙里有一个女祭司——就是现在，每次开奥运会的时候，头上戴着橄榄枝点燃圣火的女士——有一次，女祭司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最聪明的人。女祭司是雅典诸神在人间的总代理，她的话，就是神谕。
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苏格拉底也知道了。可是，苏格拉底并没有高兴多久，就陷入了沉思：何以见得、何以见得，我最聪明呢？苏格拉底想找到答案。
苏格拉底遍访雅典名流，虚心询问耐心倾听；去雅典城的广场上，找年轻人辩论，砥砺思维；以苏格拉底之博学与雄辩，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可是，他访问的所有名流，辩论的每一个对手，均浑然不觉。苏格拉底于是醒悟了：我之所以被神看中，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我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不过刚好能发现自己的无知。
牛顿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的双子星，无人可及。“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牛顿，有没有疑惑呢？有。牛顿的疑惑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从何而来？牛顿高寿，活了85岁。他的一生，分为两个四十年。前四十年，研究物理；后四十年，研究神学。牛顿去世后，人们在其遗物中整理出了长达100万言的手稿，都是关于神学的。
有人说，这是多大浪费啊。要是后四十年，也搞科学，后来的科学家估计就没什么事儿干了，科学进程或许要大大提前了。
事实是，研究神学，是牛顿天体物理学的延续——他在思考“第一推动力”。牛顿意识到，万有引力在解释已有的天体现象时，是合理，甚至是圆满的，就像星云流转在天际描绘的曲线一样，优美而和谐。但是，星系从何、因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进入各自轨道的? 是自古以来、无始无终？还是乾坤挪移被造物主推了一把，才走上正轨的呢？
换言之，牛顿觉察到了其理论体系的漏洞，他想弥补，使其成为一个天衣无缝、完美的物理体系。
但是，他没做到。于是，他求助于神。
如果说，在宇宙起源问题上，上帝推了牛顿一把的话，在股市上，上帝也爱莫能助了。牛顿的成就，基本是在四十岁之前取得的。之后，他就躺在自己的功劳本上，逍遥自在，享受人生，并尝试与神仙对话了。他是英国的骄傲，英国也给予其相应的待遇。牛顿荣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英国女王又赏了一个皇家造币局局长的肥差，年薪2000英镑。
牛顿名利双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伦敦花。可是，一场股市风暴，把牛顿的财富和在科学领域获得的尊严，一扫而光。一夜之间，牛顿在股市上损失了2万金币。这笔巨资，即便是对皇家造币局局长的牛顿大人，也是天文数字。
面对神不可测的股市，牛顿无奈地说：我可以预测星云的旋转，却不知道股市的涨落。
和牛顿无奈的叹息形成绝佳对照的是，在中国，指点股市涨落的秘籍，随处可见。官方，有CCTV的财经频道，有各大券商的股评人、媒体经济学家和财经记者；民间高手，更是不可计数。他们都在传达一个声音：跟我来，稳赚不赔。2015年4月21日之《人民日报》发文指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起点，不存在泡沫。所以，股市行情早知道，请看人民日报。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此前一天，以色列驻美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打电话，问爱因斯坦：“听说邀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
大使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后来，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在爱因斯坦面前，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君临天下的“中国梦”。邓亚萍担任人民网总裁，且，主持开发搜索引擎，目标是华语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 。后来，虽然没成，20亿元人民币泡了汤，可是，邓亚萍女士初心不改，毫无悔意。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治大国若烹小鲜”，“皇帝轮流做，明天到俺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个中国读书人，不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治国理政为己任？秀才尚且如此，武夫的志向更是不可阻挡。陈胜吴广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刘邦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
说起来，爱因斯坦真是胆小，区区一小国总统，就把他难倒了。要在中国，这样的人才，如过江之鲫，滔滔不绝。
对人、人类及其构成的社会，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对自然，就得心应手吗？也不见得。
有一个小女孩，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问爱因斯坦：地球还有多少寿命？
对小女孩之问，爱因斯坦思考再三，还是回答不了，但回信是必须的，否则，辜负了小女孩的一片童心。爱因斯坦如是说：据我所知，地球已经有了四十七亿年的生命。至于以后还能存在多久，我想，我们还是走走看吧。
可以肯定，小女孩没有读过《易经》；读过了，读懂了，她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爱因斯坦也没读过《易经》。读过了，他就知道如何应付小女孩了。
宇宙真理在哪儿呢？在东方，在一本叫《易经》的著作里。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易经系传别讲》里，说：
这个‘易’，就是《易经》的易；它包括了宇宙的一切。大家研究了《易经》，懂得了《易经》的易，就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易经》的学问一点也不高深，因为它平凡，天地间万物万有的道理便都包藏在其中了。‘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乎’，这个法则，把所有一切应用物理的法则，一切人类的法则，统统都包括在内了。
西方之自觉，也不只是苏格拉底、牛顿、爱因斯坦等思想超凡之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自觉；例证是愚人节。在看似找乐的愚人节里，每一个西方人，都参与其中，乐不可支。他们的快乐来源于，对人类自身愚蠢的认知和嘲讽。每一个人都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人，是上帝之杰作。如此说来，上帝也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如果，连上帝都是愚蠢的，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敢自称自己是“伟大光荣和正确”？基于这一集体自觉，西方才建立起了怀疑一切的探索精神，才将禁锢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的世俗权威和精神偶像，彻底打翻了。
同样，中国之不自觉，也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民族心理。比如，我们自小就被灌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和勇敢的民族。正是基于这一广泛共识，这边风景独好、“解放世界上2/3受苦人”、“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东风压倒西风、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集体意淫，才能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最后，以著名学者蒙田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我知道什么呢？——西方人，总被这一问题困惑着。与此相对，中国人自古就沾沾自喜：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我不知道，圣贤们也知道，且，写在四书五经里了。有疑问，去读经吧。要是你还有疑问，就是读经没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