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太子”获刑律师上诉 专家：存在特赦可能
韩国法院于8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因向前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早前，韩国检方对李在镕提出以行贿为首的5 项指控，建议判处其12年监禁。法庭认为，5项指控全部有罪，但量刑适用最轻处分。8月28日，李在镕辩护律师就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存在特赦可能
此前被判刑的韩国财阀高管中，多数都有着被特赦的经历。其中，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曾分别在1996年与2008年被起诉并判刑，但均因总统特赦而最终免受牢狱之灾。此外，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SK集团会长崔泰源以及前希杰集团会长李在贤等均在被判入狱后得到了特赦。
高皓认为，韩国的产业政策向大财阀倾斜，而三星在韩国经济上的影响力更是举足轻重。与其他财阀相比，“三星是有世界竞争力的，这对于一个韩国企业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
“另外，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非常剧烈，这为财阀高管获得特赦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高皓补充道，“如果一段时间后，三星的发展拖累了韩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到很多民众的切身收入和生活，那他们就会有新的政治诉求。”
掌舵者缺席
8月25日判决结果出炉当天，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43%，三星集团建立之初的核心公司三星物产跌幅为2.95%。8月28日，三星电子继续下跌1.96%，三星物产跌幅则为3.37%。
产业经济分析师梁振鹏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判决结果对三星来说会是一个巨大打击，除股价下跌外，其品牌形象以及上下游生意合作伙伴的信心也会受损严重。此外，尽管有职业经理人运营公司，但 “缺乏实际的掌舵者，对公司战略发展决策和重大产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
梁振鹏还介绍，目前三星电子自身业务上也还面临许多困境，“三星在手机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也就是芯片、闪存和屏幕上，竞争力是很强大的，但在智能手机整机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梁振鹏认为，在中国市场，华为、OPPO和VIVO等品牌正在超越三星，而在全球市场上，三星的实际影响力也在受到挑战。
谈到Note7自燃事件，梁振鹏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意外，而是三星手机长久以来问题的积累。“三星有一些技术软肋一直没能得到解决。”梁振鹏说道，“这是三星电子在智能手机领域扩张过程中，长期忽视这些问题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梁振鹏认为，三星本就存在危机，掌舵者的缺阵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高皓则从家族产业继承的角度分析了李在镕事件对三星的不利影响。他认为，“传承是家族企业最脆弱的时刻，传承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三星 Note7事件与传承过程中领导权的真空和缺位有很大关系。”高皓进一步解释说：“在领导权更替的关键时刻，唯一的男性继承人(电视剧)李在镕无法接替父亲履行会长职能，这对三星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短期冲击有限
对于三星集团未来的命运，高皓认为“还是看好的”。他解释说，三星的人才基础、财务基础和产业布局都十分坚实，“李健熙除了长子李在镕之外，还有两位能力很强的女儿李富真、李淑显，可以预见，她们将在家族企业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三星集团人才济济的职业经理人群体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高皓认为，与父亲李健熙不同，李在镕的领导风格是“放权、放手”。其近几年主要投入精力完成了三星集团新的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等宏观层面的重大决策，如进军生物制药，剥离出售部分非核心业务等;而三星具体的运营管理，则多是由未来战略室和各实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在操作。
高皓强调，分析李在镕入狱对三星的影响时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三星的经理人团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与美国高度依赖CEO的企业管理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三星非常注重人才梯队的建设，人才储备非常充足。”他补充道，“况且，(李在镕)新的战略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在确保三星电子等既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把生物制药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战略支点。在战略决策已经基本成型的情况下，短期冲击是有限的。”
财阀改革何易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5日对判决结果表示，此次事件应成为切断政商勾结的契机。青瓦台首席秘书尹永灿表态称，根深蒂固的政商勾结利益链一直在阻碍韩国社会进步。
文在寅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将废除财阀特权。5月17日，其提名了金相九为部级企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后者正是韩国强硬的“财阀改革派”之一，主张建立透明公平的市场系统。
对于此次判决会否成为韩国政府整治财阀的信号，高皓表示了否定。他认为，李在镕事件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反朴势力需要一个能坐实朴槿惠案件的最重要人证，“李在镕行贿是审判朴槿惠的先决条件，他是在政治事件中被牵连进来的。”
高皓解释说，“韩国财阀的形成是国家产业政策几十年执行下来的长期结果”，产业政策调整是一个复杂过程，对经济、政治、民生都会有重大影响，“新总统要真正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