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豪捐450亿美元 被指威胁美国民主和公平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妻子普里西拉·陈(Priscilla Chan)本周宣布，将在一生中捐出所持99%的Facebook股份用于慈善。目前这部分股份价值近450亿美元。
外界对扎克伯格夫妇的决定多有褒扬。然而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扎克伯格此举实为避税，而通过掌控资金雄厚的慈善组织，他将获得远强于普通人的话语权，从而威胁社会的民主和公平。
资本主义的重塑
去年，创立于2000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出了近4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包括艾滋病、疟疾、小儿麻痹症和肺结核等。在贫穷国家，这些疾病导致了数百万人的丧生。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也已捐出数亿美元，用于各种目的，例如对抗埃博拉病毒。扎克伯格在 Facebook个人主页致女儿的一封信中公布了自己的决定。
信中称，他们成立的新慈善机构“陈-扎克伯格行动”将专注于“发挥人类潜力，促进公平”。而首先关注的领域将包括个性化学习、疾病的治疗、人群的互联，以及建设更强健的社群。
不过，引起外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捐款的数额之高。大规模慈善活动正在重塑当代的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仍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现象，但这样慈善举措正在成为有力的辩护依据。扎克伯格、盖茨和巴菲特都建立了成功的公司，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但他们也向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俄罗斯的寡头、欧洲的工业家，以及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等富豪群体发出了明确信号：“你得到的越多，受到的期望就越大。”
在2007年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盖茨表示，他去世的母亲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2010年，盖茨和巴菲特向“超级富豪俱乐部”提出倡议，希望他们能捐出财富的至少一半。自那时以来，已有超过100名亿万富翁签订了“捐款承诺”。其中一些超级捐款者，例如巴菲特，甚至愿意让他人来管理自己的捐款。(2006 年，他决定将大部分财富捐给盖茨基金会。)不过，更多的亿万富翁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以追寻个人的理想。这种现象被称作“慈善资本主义”。
避税带来争议
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慈善捐款意味着纳税人需要付出代价。有人甚至认为，这将不利于更广泛的民主进程。如果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将所持 Facebook股份直接变现，而不是捐给慈善机构，那么他们获得的收益需要缴纳资本所得税，而这笔钱原本可以用于支持政府项目。如果他们在去世时将财产转移给下一代，那么还需要支付可观的遗产税。然而，通过将股票捐给慈善组织，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可以避免这样的高额纳税。
好处还不仅于此。税务律师、《福布斯》杂志撰稿人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指出：“这样的捐款也将带来有效的节税。”根据美国联邦税法，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将可以获得相当于捐赠发生当天，所捐Facebook股票市值的信贷额度。随后，他们可以使用这些信贷额度，为即将获得的收入避税，例如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年薪，以及他们剩余股票发放的股息等。(目前 Facebook尚未支付任何股息。)尽管这样的节税将受到限制，但总额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陈-扎克伯格行动”将以有限责任公司，而非传统慈善组织的形式存在。从节税角度来看，这并没有带来太大不同。在《快公司》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马库斯·巴拉姆(Marcus Baram)指出，慈善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正越来越常见。只要资金被捐给慈善目的，那么就可以获得免税的待遇。相对于通过传统慈善组织，通过有限责任公司去进行慈善投资将带来更好的灵活性。这将影响慈善组织的运作方式，但不会影响美国财政部的收入。
如果扎克伯格的决定只是孤立的个案，那么对政府税收来说影响不大。然而，在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情况下，这样的现象正越来越普遍。因此，我们正看见影响的出现。2012年，经济学家艾曼纽尔·赛兹(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扎克曼(Gabriel Zucman)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最富有的0.01%人口，即1.6万人，拥有全国的11.2%财富，创下自1916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最富有的0.1%家庭占有的财富达到总额的22%，超过倒数90%家庭的总和。
此外从技术上来说，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陈-扎克伯格行动”可以进行营利性投资。与之对比，传统慈善组织必须是严格的非盈利机构。基于提出的使命，该公司计划将利润重新投资至新项目。这意味着扎克伯格更像是有着庞大智囊和社会道德的风险投资家，而不是传统的慈善人士。
民主和公平
扎克伯格此举还威胁到了另一个重要议题：民主。
盖茨基金会等组织将自身描述为非政治、无党派的实体，但实际上它们仍无法摆脱政治。例如，盖茨基金会是特许学校、标准化考试和全美教育标准的重要资金支持者。(该基金会也向公立学校进行了一定的捐款。)同样的，扎克伯格也向特许学校进行过大笔捐款。此外，扎克伯格试图对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公立学校系统进行成本高昂、充满争议的改革。在发布至Facebook的信中，扎克伯格表示，这样的努力尚未结束。信中称：“我们必须参与政策和倡议，以推动社会讨论。许多机构不愿这样做，但只有通过这样的行动去给予支持，进步才能持续。”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为了对美国的教育体系展开讨论，而只是为了指出明确的一点：凭借慈善项目，扎克伯格和盖茨等人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以决定政策走向，而这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正如Vox的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所指出，“陈-扎克伯格行动”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大便利在于可以投放政治广告。)考虑到慈善基金会处于他们个人的掌控之下，因此亿万富翁向慈善基金会的捐款越多，他们积累的影响力就越大。相对而言，普通人的影响力将被削弱。
更具体地说，在捐出450亿美元之后，扎克伯格可以决定，社会向哪些项目进行投入，同时忽略另外哪些项目。因此，我们需要问问，扎克伯格此前的慈善捐款是否真的收到了成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扎克伯格的选择将会影响到数百万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而无论他们是否愿意。
扎克伯格在信中谈到了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确保所有人都有机会发挥自身的潜力。然而，他是从精英阶层的角度去解读这样的问题。他认为，贫困和公平性的缺失是由于教育体系的失败，以及技术尚不足够发达，无法给予人们适当的机会。
这一观念与其他超级精英非常相像。与普通公众相比，超级精英们更倾向于削减社会安全基金、食品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同时更赞成对教育的支出。而他们对教育的支持则更倾向于绩效奖励、特许学校和职业训练，而不是普遍的免费大学教育。与公众不同，他们反对政府提供生活标准保障，并在必要时扮演雇主的角色。
精英教育有着自身的适用领域，但精英阶层的观念无法确保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由于“陈-扎克伯格行动”并非非盈利机构，因此该公司可以游说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公司不仅会自行推进相关工作，也会尝试说服他人接受其观点。
一些美国人可能会认为，富豪的慈善捐款是件好事。我们已看见了盖茨基金会取得的杰出成果。此外，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去改革持枪法律，获得了美国公众的支持。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向民权组织的捐款也站在了普通人一边。然而，更广泛的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慈善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界线正日趋模糊。随着“慈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界线将越来越难以分清。
从各个方面来说，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陈的慈善捐款决定都值得赞赏，而推动这一趋势的比尔·盖茨更足以被称道。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对这类捐款行为的“吹毛求疵”非常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