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明星张晓敏的故事（3）：新移民的恐慌
第三节 | 新移民的恐慌
飞机终于在温哥华落地。全家疲倦之极。飞机上原本就没睡好，加上时差，基本上24小时没睡觉。
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前回答海关的问题，海关盘查的那个细致，检查过程那个繁琐，真的快让我们崩溃了。在海关纠缠了近4个小时，女儿又累又困，别说爸爸，谁都不让碰。非要妈妈抱，谁说什么都没用。怀胎七月的我，只好挺着大肚子坐在地上，然后让女儿躺在腿上。老公只能拿腿当成沙发靠背，顶住我的后背，让我有片刻的喘息。那个时刻，我想起了北京火车站的民工。而此时的我，就是洋插队里“民工”的老婆。
接着警察走过来，让我们把七个行李箱全打开，一个个仔细的检查，然后又登记。最后还不忘记嘱咐我们：还要从国内带来什么，全要写出来，而且写出来的货物也只能在下次一次带过来，否则不管是否自用都要上税。大约当时实在太累，我们很多东西想不起来，导致北京家里的许多东西，再也没有机会带来加拿大。特别是几十箱子的各类藏书，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并且还是旧的，现在托运过来仍然要上税。无奈，只能永远的留在祖国了。
由于我们英文很烂，在中国学来学去就记住了个“Apple”和“Banana”，加拿大海关只能给我们安排了个翻译。但那叫什么二半调子翻译啊，我说的普通话她都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还很少，真正能听能讲普通话的人凤毛麟角。那个说着粤语普通话的女士，语气非常生硬，态度比警察还要严厉，那眼神，总让我感到对大陆来的人带着一种无形的歧视，好像我们都是偷渡客。那种感觉深深地伤到了我的自尊心，我心想，要是在中国，轮得到我理你吗？
想起在中国我走到哪儿，都很引人瞩目，即使是出门旅行，一路上也都有很多认出我的观众嘘寒问暖。咋一下换个新环境，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心中那种不舒服和落差，就在最初那一刻，已经开始显现。
再说点题外话，之前我在中国电影界，不光被奉为“最美国母”，当年中国最权威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的封面史无前例地在几年中登了我七次封面。这还不算封底，中间大量插图，专访什么的。
这项“殊荣”，是由我保持的，中国任何一个女演员还都未能打破的记录。还有“中国最年轻的导演”，“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最年轻的女导演”，“才女”，“第六代导演的先驱”等等光环，现在，干脆来几张图说话。
1984年我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那时还不够资格单独上封面，但是即使（从左到右）和李小璐的妈张伟欣，钱勇夫先生，宋春丽大姐，丛珊，沈丹萍，倪萍，林芳冰，沈先生（时间太久，名字记不住了）等等一起登上当年能发行近1000万册的“大众电影”，真的让我感到很兴奋。
这是1986年我刚刚得到第一个，也是中国当年电影界最高奖“百花奖”之后，被邀请拍封面照。这是每个获奖演员的殊荣。看得出，第一次上封面时我的那种青涩和拘谨。
1987年我一口气拍了五部电影，其中琼瑶大陆版连续剧“我是一片云”和张国立，邓婕合作的“死水微澜”让我一举获得了首届中国金熊猫电视节最佳女演员特别奖（男演员奖是陈道明）；“川岛芳子”获得许多提名；“最后的冬日”获金鸡奖提名。也就是哪一年，我还被评为中港台十大明星，是当时最年轻也是同龄人中唯一的一个。从哪时起，各类杂志封面，我都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在我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这么一下子，突然红了。
作为1988年“大众电影”的重中之重，第一期就刊登了我的一张露肚脐眼的照片。为了这张照片，大众电影的主编受到问责，我接到了几千封观众来信。报纸上还曾经为此展开激烈争论，最后竟然发展到开了个演讨会，会上很多老同志大声疾呼：照片带有资产阶级思想。无论谁说什么，这张照片的发行，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美学观点的到来。不管大众电影的主编受到了什么样的责难，那个月的发行量都一路飙升。后来又有人撰文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健康的美。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没有什么不对。
最好笑的是，大众电影杂志社，在88年百花奖颁奖的时刻，竟然在颁奖现场拿来了很多发给大家。人手一本。在那个风气还很保守的年代，搞得我坐立不安。记得当时我因为演了宋庆龄被邀请前来参加颁奖典礼，和“芙蓉镇”剧组的谢晋导演，刘晓庆，姜文等坐在一起。我看到谢导正认真地看着我的封面，当时我的脸发烫，感到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当我偷偷看谢晋时，他正好也回头看着我笑笑说：晓敏当过运动员，看上去就像搞体育的，然后他又说：张晓敏，你还挺勇敢。
哈哈，听了谢导的话，不知为什么，我反而一下平静了。大约谢导没有批评我，让我觉得一下变得坦然了。因为谢晋大导演，就是那时中国电影界的“老大”。
紧接着，1990年的重中之重第一期，又登了一张我的封面。那时我已经不激动了。觉得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对于别人嘴里的大美女张晓敏，真的张晓敏已经懒得多看自己一眼。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雄心万丈地要准备开始做中国最年轻的女导演了。对于封面这种事，竟然时不时地感到不齿。同时，在成为中国国有体制内最年轻的女导演之前，我还抽空演了“宋氏三姐妹”中的宋美龄，本来宋庆龄还是要让我演。但是我不想重复同一种成功，强烈要求去演宋美龄。这个角色也给我带来一些提名。如果不是当年宋美龄本身的政治原因，我想我还是极有可能获奖。
1991年6月，当时我的轰动全中国电影界的处女作因为种种原因被停拍，这张照片是之前拍的，刊登时我正因为电影被停拍考虑是否要自杀。后来看到这个封面时我就想，我不能让这张照片上的人去死！因为“她”死了，可能我为电影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扭曲。照片上的人应该用行动去证实自己。使命感拯救了我，我的处女作停了近一年，终于又得以继续拍摄，并且给我带来“华丽”转身。
这张照片是我完成处女作时拍摄的。当时我非要戴上前面文章提到过，梦境中出现过的，姥姥送给我的“红帽子”拍照，结果很多影迷很喜欢。那时，我正处於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开始拍摄了第二部编自导自演的，投资在当年算是很大的大片“赤嫁”。这部电影后来在西班牙国际影展获奖，在中央台CCTV6播出时，还创下收视率之最，得到了最高的，整整十万元的个人奖励。
看图说话说的差不多了，现在继续正题。刚才想说的无非就是在事业的顶点，人生所谓最“光辉的时刻”来到了加拿大。一进门就来了个下马威，毫无准备，突然地就卸掉了所有的光环。那种不适，不忿，不舒服，不适应，让我在移民的最初时期，甚至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丝轻蔑。
请注意：多年之后，每当我回忆起最初那一刻的落差，居然没有丝毫报怨，反倒觉得是自己的浅薄引发的这种落差。其实在加拿大，没有人去仰视你，你也无需任何人去仰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并非靠其他人的仰视而获得。而是看你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包括了人人平等，对法律充分的尊敬，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等等。不求大，不浮夸。做好自己的同时，还能够为社会做点事，这个理想听起来不大，但很接地气，最重要的是我身上的这种改变几乎也发生在很多移民的身上，上升到人文文化的层面，就值得好好研究了。
在加拿大，可以说任何人，无论平民还是达官显贵，都是自己开车，去同一个超市买菜。我曾见到国会议员，华人最高级别的长官在宴会结束后，深夜自己开车回家，顺道儿还把几个当义工的小留学生送回家。那些时刻，总是令我很感动。尊重人，而非尊重衔，更不会尊重钱，权！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隐隐觉得，这种生活才是我内心真正渴望的。
可以说移民之路充满了各种艰辛和挑战，特别是语言带来的种种不便。毫不夸张地说，刚落地的头几天，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
忙碌一天，晚上接着写我的故事。现在已经夜深了，无奈明天还有工作，暂写到此，抽空会继续写。现在几乎都是一遍过。根本没时间校对修改。如有错误请大家海涵。将来有空再改吧。
关注下篇：第四节 | 孩子生在了异国他乡
我做了个视频纪念我们全家来加拿大13周年。大家有空看看，祝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