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令谷遇车祸去世 令计划家中保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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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中学,1965年-1968年,令政策在此读书。
 
 
1971年,常乐公社医院欢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左四为19岁的令政策。
 
 
1978年,山西平陆团县委一班人,中间为令计划。
 
 
1985年,令计划、令完成兄弟曾合著《经营管理诀窍》一书。
 
  在常乐中学高中部,令计划在一班,令狐路线在二班。他们的高中同学回忆,令计划就坐在第一排,长一张娃娃脸,笑起来有虎牙和小酒窝,用平陆话形容就是“小亲小亲”的。

  “成绩不错,能进班里前10名。”几位高中同学都记得,令计划语文学得最好,字也写得好看,一出黑板报就要靠他。

  其时,虽然出身干部子女,令计划平时没什么架子,穿着也很朴素,身上的补丁比同学们都多。

  但另一方面,他又有种普通少年身上少有的稳重,比如从不和同学打闹,也从不参与班上的小团体、小帮派。

  相比之下,姐姐令狐路线就要高调不少。

  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扮演过《红灯记》里的李玉梅。

  “文革”期间,学校的批斗、游行一场接一场,个子小小、扎两个小辫子的令狐路线是站在队前或台上大声呼口号的姑娘。

  这也再次印证了令狐野一家的“红色基因”——父亲不给富农看病、看重阶级成分,孩子是红卫兵的杰出代表,就连早早去参军的老大令方针,也给人留下善于搞活气氛、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的激进形象。

  1971年夏天,公社医院抓药员令政策成为令狐家第二个走出平陆的孩子。

  公开资料显示,他先是进入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之后又去了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据平陆县人事局一位退休老干部对澎湃新闻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平陆县领导班子专门开会研究,读过书、家庭成分好、表现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直接调到了省里。

  为了欢送这个即将走出去的年轻人,常乐公社医院还特别合影留念。在这张老照片上,19岁的令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

  印刷工人

  说到令狐一家,不少人有个疑问——姓氏。

  按照平陆当地习惯,“令狐”简称“狐”,比如令狐野,大家平时就叫他“狐野”。

  可若干年后,当他的孩子亮相于公众视野,“狐”字已不见踪影,单留一个“令”字为名字打头。

  对于这一变化,令计划的多位同学回忆,初中时“令计划”和“狐计划”就在班上通用。到了高中时,“令计划”正式取代了“令狐计划”。

  究其原因,大家推测有两点:一来“狐”不好听,又和“胡”字谐音。“狐计划”读起来,有“胡乱计划”之嫌。

  另外,“令狐”作为姓氏,过去的写法是上面一个“令”字,下面一个“狐”字,写起来比较复杂,所以简化为“令”。

  常乐小镇高中生令计划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小小变动,会在多年后引发猜测。此后,他们兄弟几人都改姓“令”,唯一没改的是令狐路线。

  1972年12月,令计划和姐姐令狐路线高中毕业。

  因为都是城市户口,两人以知青身份在本村下乡。前者在公社农机站当车工,后者在村里分管宣传队,相当于副支书。

  没过多久,平陆县印刷厂正式招工。成分好、读过书、又是干部家庭出身的令计划顺理成章被招入,成为印刷车间的一名工人。

  当年的平陆县,能进印刷厂已经是不错的工作,普通工人每个月都有十七八元的工资。

  令计划还是不改以往的劲头。他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要么忙着干活,要么闷头看书、练字。

  “休息的时候,我们都出去打篮球,他都不去。”曾和令计划同在印刷厂工作的老同事对这位旧友钦佩有加。

  据他介绍,当年厂里放假,令计划就背个黄挎包,和大家一起沿着黄河徒步五六个小时回到家。

  令计划在县印刷厂工作时有一位师傅。对于徒弟,这位曾经的师傅评价是眼勤手快、小心谨慎,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吹牛说大话。

  因此,当令计划从印刷厂调到团县委时,他的师傅一点都不惊讶。据其回忆,印刷厂经常要印一些政府文件和会议材料,和县委、县政府的人打交道比较多。

  再加上令计划是“十三级干部”家的孩子,县里对他本来就比较留意。几次接触后,一位县领导对他十分赏识,就把人推荐到了团县委。

  青年团干

  1975年,令计划成为了平陆团县委干事,一年后升为团县委副书记。

  有知情人士称,当时的团县委书记是一位姓梁的女干部。她和令计划关系比较好,后来还当过运城市统计局长、运城市教育局长以及运城学院党委副书记。

  2008年,这位女干部的回忆录出版。书中收录了她的部分日记,其中就有与令计划共事的点滴感受。

  比如1976年11月22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

  我要像他那样认真刻苦地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坚持学习笔记;要像他那样努力搞好革命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要像他那样对工作热情积极、认真负责、大胆泼辣、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像他那样关心同志、团结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像他那样劳动积极肯干,生活艰苦朴素……”

  当令计划登上自己的舞台时,他的姐姐令狐路线也从常乐后村进入平陆县化肥厂,并在1976年迎来了人生机遇。

  “路线是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去了山西医科大学。”说到令狐路线上大学,常乐后村村民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

  1975年,县里要招收两个女兵,令狐路线的名额被县领导的女儿顶了,未能如愿。第二年推荐上大学时,令狐野亲自找到县里,让女儿以知青身份、不占村里的名额实现了大学梦。

  就在几个孩子陆续走上人生正轨时,意外不期而至。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从部队复员回来的老大令方针在擦玻璃时从高处坠落丧生,令狐野夫妇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透露,令方针此前娶了一位在平陆县医院工作的女知青,名叫孙淑敏,北京人。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分别取名令狐剑、令狐燕。令方针去世后,孩子跟着母亲去了北京,很少回到运城。王黎明为此还对孙淑敏颇有怨言。

  2014年11月,当孙淑敏和令狐剑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们已经是强势纵横传播集团的早期创办人。该公司此后更名为趋势中国传播机构,逐渐由令完成在新华社的老同事郭磊等人接手。

  时光倒退30多年,令计划的小弟令完成还只是一名高中生,在常乐镇的后村小学教书。

  多位平陆人士回忆,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不久,令完成就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但是不太满意。

  之后他去了常乐中学补习,并在1979年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1983年,令完成进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杂志,主要负责经济方面报道。

  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回忆,当年的令完成开朗、好动、口才好,擅长与人沟通,“是块做记者的料”。他的爱好也很广泛,篮球、乒乓球乃至文艺汇演,都是单位中的积极组织者。

  挥别平陆

  在北京工作的令完成并不孤单,因为哥哥令计划已调到团中央宣传部。一位新华社老员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还是团中央干部的令计划曾赶到新华社的宿舍,帮弟弟令完成搬家。

  两兄弟的感情也可以通过一本书印证。

  1985年6月,令计划和令完成合作编著了《经营管理诀窍》一书,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序言称,这本小册子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他们也属于那些渴求新观念的青年人之列。文风生动,可读性强,谈的是简单道理,却反映了实践中行之不易的规律。

  关于令计划如何上调团中央,这在很多人心中是个谜。

  公开履历显示,令计划1975年-1978年在山西平陆县担任团委干部、副书记。1978年,他成为运城地委干部,一年之后进入团中央宣传部。

  不少平陆人士感到费解,令计划只在县里做过三年团干,就算能力出众,一下子获得团中央的赏识并非易事。

  不过,从令计划的老搭档,也就是当年平陆团县委书记梁姓女干部所写的回忆录来看,令计划上调北京并不意外。

  梁姓女干部在回忆录提到,1978年,令计划前往中央团校学习。

  3月12月,平陆团县委紧张筹备团代会之际,团县委梁书记在日记中写道,“越在此时,我越觉得要是令计划同志在家多好啊。有他这个助手我就觉得轻松多了。”

  半年后,令计划学习归来。

  9月6日,梁书记在日记中提到,“……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他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了。他这次回来是和我们告别来了……”

  9月7日,她又在日记中感慨,“令计划同志虽然年龄不大,但各方面都很成熟,这是我们县委机关从领导到群众的一致反映。”

  她还在日记中透露,自己是令计划的入党介绍人,也曾积极推荐他担任团县委副书记。对于令计划取得的进步,她还总结了几点原因:“他最善于学习,总是那么谦虚,那么认真,那么孜孜不倦,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富有进取精神……”

  到1979年,除了去世的老大,令狐家的四个孩子都已离开平陆。

  老二令政策还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的一名普通干事;老三令狐路线在山西医科大学读临床医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运城市医院;老四令计划进入团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工作;老五令完成刚刚走进“象牙塔”。

  当孩子们陆续有了自己的人生,令狐野一家与平陆的缘分似乎也到了头。

  1980年左右,运城地区为“十三级干部”令狐野安排了疗养和住所。1981年7月,后村西北角的那幢延安式窑洞,以2350元的价格卖给同村一户姓贾的人家。

  远离故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狐家的孩子处于事业的快速上升阶段。

  1985年-1995年,令计划先后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常委等职。

  一些曾经和令计划熟悉的平陆人发现,见他一面越来越难了。

  他的初中同学对澎湃新闻说,和令计划见面、聊天还是他在平陆团县委的时候,之后就再无音讯。

  令计划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在平陆县印刷厂时的师傅去北京出差,与徒弟短暂见过一面。

  这位师傅回忆,当时他走进团中央大楼,接待人员说令计划刚刚出去,师傅只好简单留个条子。下午快下班时,令计划赶到了宾馆,两人多年未见,简单寒暄了几句。

  “啥都没变,就是改说普通话了,但也夹着咱平陆口音。”那是师傅和令计划的最后一次碰面。

  在他看来,徒弟年轻时就不是喜欢走动拉关系的人,大家不联系也很正常。

  1995年以后,令计划进入中央办公厅,历任调研室副主任、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主任等职。

  在此期间,几位高中同学想和令计划联系,为此还去问过他的姐姐令狐路线。

  “她说计划每次打回来都是用不同的电话,没有号码。”令狐路线的回复,让大家觉得有些牵强。

  后来,有一位高中同学通过在太原发展的老同学要到了令计划的联系方式,据说是家里的座机号。太原的同学嘱咐他,“计划白天很忙,夜里12点以后再打”。

  这位高中同学真的等到夜里12点以后才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说他打错了。自那以后,大家有些失望,也就断了念想。

  只剩下高中老师赵璧,一直都在惦念这名学生。老人年过80,身体状况不佳,但说起令计划,连连说“好”。

  2006年元旦,常乐中学71级学生集体给赵璧送了一块匾,还刻了全班同学的名字。这块匾就挂在老人家门上方,有时他也会指给别人,“你看,第二排第二个,计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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