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偏好归一,欧美人喜欢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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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一个能将“天人合一”的民族,实在没有什么是不能搞到整齐划一的。试想,天有多辽阔、多久远,人是多么渺小、生命只是一瞬间;无限、永恒的天,硬是能和有限、易变的人合而为一,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归一的呢?

  小学做体操,总是被班主任大人教训,搞得我留下了巨大的心里阴影。现在,要是谁盯着我看,我就心跳加速,觉得自己哪儿做的不对了。其实,也没别的毛病,就是和别人步调不一致,或是快了,或者慢了。于是,班主任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顶帽子,叫出风头。

  我真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出风头能有啥好。又不是互联网时代,成了网红,一上线,就有钱赚。

  为此,我对广场舞大妈,充满了敬意。他们在音乐伴奏下,总是那么步调一致。联想我的童年,我就觉得她们小时候,一定是体操做得好、做得到位,做得整齐划一。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去跳广场舞的。因为,我怕破坏了画面,怕一个臭鸡蛋坏了一锅汤——这是小学班主任批评我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如果,强求步调一致仅仅是“童子功”,也就罢了。到了高中,还是一样。不做操,改成跑步了;因为学生多,没那么大地方。不是自己跑,是一个班集体跑。班里的体育委员,在前面领队喊号“一二一、一二一”地跑。有男生,也有女生;有大高个,也有像我这样身高才过一米五的,一定要按照一个频率、一个步幅跑步,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之故,集体跑步常发生事故,不是有人踩了前排的脚,就是被后面的踹了。一人跌倒,殃及全体。人仰马翻、乱作一团的场面,时常出现。

中国人偏好归一,欧美人喜欢多元

  所以,要想步调一致,非有一定的条件以及异常严格的训练,是做不到的。恰好,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人口14亿,挑选身高一致的数万年轻人,不在话下。中华民族又吃苦耐劳,即便在最严酷和最乏味的训练中,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向世界呈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型团体操。万人一律,整齐如一,不管从哪一个方向看过去,都是一条直线,绝没有哪一个人前突,也没有哪一个人后进。一眼看去,彷佛数万个机器人,在舞蹈。

  同样的动作和舞步,一个人做还不够吗?重复的意义何在?就像一幅画作,原作才有价值,复制一张,也行,但是,价格马上就落到地面上了,与原作天壤之别。因为,仿制品没有创新性,也就没有价值。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对分毫不差、整齐划一的集体舞,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呢?对比一下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就没有一个集体舞,连双人舞也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个无拘无束的孩子、老人、少年和美女,在漫无边际的灯光下,自由自在地舞蹈,其中,还有残疾人和智障的孩子。

  中西对照,就不能不说,归一是中国人的偏好,多元,是欧美人的传统。2008年与2012年奥运会之强烈反差,绝非始于今日,而是源于各自的历史。

  “一”是最简单的汉字,然而,中国古人看来,“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起源和根本,是宇宙之母;有了母亲,就有了一切。反之,失去了“一”,世界也就失去了归宿。

  为此,老子进一步论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老子看来,天地神明、世间万物以及人类的至尊君王,无不统摄于一。

  不止是老子,儒家也对“一”情有独钟。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首倡“理一分殊”。朱喜说: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决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又说: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

  老子曰道,儒学说理,中国人常说“道理道理”,盖由此来。老庄和儒家的价值取向,迥异,然而,对“一”的偏好,却惊人一致。儒道两派都认为:一是事物的本质和归宿,分是事物的表象;万物若不归一,就不圆满。天地运通,大道唯一,以一贯之,万物一体,乃终极理想。

  理论上取得了一致,应用起来,就驾轻就熟了。

  政治上归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独断,一丝一毫也不容他人分享;经济上归一,官山海、盐铁专营,利出一孔,货出一门;思想上归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唯四书五经,是一本正经;其他学术,都是旁门左道。行为上归一,团体操成为一个国家的经典符号;每逢大型活动,必有整齐划一的集体操表演,如兵马俑,千人一面,万众一体。

  即使如此,归一也是一项庞大工程,非“从娃娃抓起”不可,非从小学教育开始不可。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我的小学班主任,一再批评我不要“出风头”,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和其他同学保持一致;要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的经历,并不特殊。放眼国内,哪一个学校,上至大学、下至幼儿园,不在制造螺丝钉。对此,丰子恺先生曾经画了一幅画,且有诗曰:一块模子印泥巴,以为自己是女娲;千个人儿一个样,这种教育太可怕。

  不过,历史就是这么颠三倒四——今人所不愿的,以为是悲剧的,古人也许以为是喜剧,且孜孜以求。反过来,历史的悲剧,一旦成为记忆,瞬间变得缤纷有趣,也是有的。

  欧洲的多元,并非出自人为设计,实乃天然。环境所迫,势所必然。

  希腊半岛多山,而且,大部分是荒凉贫瘠的,并不适合耕种。只有两山之间的河谷地带,土地肥沃,通海便利,彼此间的陆地交通因为群山而阻隔。在这些山谷里,小小的各自分立的区域社会就成长起来,他们都以农业为生,通常环抱着一个靠海的城市。一个区域的人口增长过快而国内资源不足时,无法谋生的人就去航海。于是,东地中海沿岸,埃及、小亚细亚、意大利半岛到处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处处留下了希腊殖民者的身影。

  对古希腊人而言,一阵海风就会吹来新的消息、带来新的商机,一艘帆船就会带来新的物产和人物。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描述的:色诺芬尼(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个流亡者,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在希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流浪,他说到:在冬天的火堆旁,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喝过美酒,嚼着豆子,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您是哪一国人?您有多大年纪了?老先生。米底人出现的时候,您在哪儿?在做什么?

  换言之,古希腊人始终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变,是唯一的出路;不变,就是死路一条。变则异、则多、则多元。相对而言,孕育中国文化的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广袤无垠,四季轮回,周而复始,自古以来,就保持着相同的节律,始终如一。在这样的环境中,除去天灾,一切都有稳定的预期,为什么要变?不变,就是一,一就是恒定如常。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来自土星,土,厚重而稳定;欧洲文化来自水星,水,川流不息。一个以静,一个以动。动也好,静也罢,并非人心有异,实乃环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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