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礼,西方人讲理

温哥华港湾+-

留洋派(Creader.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有过来人,教给我一个解决家庭纠纷的锦囊妙计,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这个计策,着实把我吓着了。

  于是,我问,家不是讲理的地方,那讲什么啊?

  对方回答:讲情。

  我似有所悟,中国有一句常用语“合情合理合法”,情在第一位,第二位是理,第三位是法。

  任何一个俗语,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风吹来的,而是许许多多人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而且,往往是,比起庙堂之上的经文,俗语更容易被人信服。

  讲情?可是,问世间情为何物?情是什么?如何讲情?

  忽然听来一条消息,英国的哈里王子与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订婚后,拒绝签署婚前协议,以保障他大约3000万英镑的财产。这大概是相信爱情的英国范儿吧。说实话,我们中国人,都不相信了,都开始婚前公证了。哈里王子居然逆历史潮流而进。

  爱情,也是一种情吧,是所有感情中,最高贵和神秘的,也是最不靠谱的。可是,哈里王子相信爱情,而且,从我这样一个极端俗人的角度看,哈里王子给他的爱情标价:1500万英镑。

  以此说来,情,是有价的,也是可以计量的。爱情有价,亲情也有价,想来太阳底下无新事儿,区区私情,难道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没有研究过吗?谬也!

  儒家之“礼”,就是给各种亲情定名分、立规矩,甚至是定量的。四书五经,哪一本最厚?《礼记》也。礼仪之邦的名号,可不是凭空得来的,礼记才是镇国之宝。不管是嫡亲庶出,还是七大姑八大姨,无论多么复杂的亲情关系,都能在礼制中找到根据。当然,那种陈年账,读起来味同嚼蜡。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有极生动有趣的例子,可以一用。

  荣国府的月例,也就是零花钱,是这样规定的。贾府一家,吃得是大锅饭。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以及王熙凤李纨赵姨娘和众姐妹,每日花销,都是记在荣国府大帐上的,自己不出一分钱。但是,免不了有一些个性化需求,比如,十二钗起个诗社、喝个小酒之类的,这就是零花钱了。

  月例,怎么给呢?按照和主子的关系远近,来给。嫡系要高于庶出,正房要高于偏房。丫环佣人,不能高于主人。

  第一等,贾母,20两;

  第二等,邢夫人、王夫人,20两;

  第三等,李纨和贾兰合计,20两;

  第四等,王熙凤,是李纨的一半,是5两;

  第五等,迎春、探春、惜春、黛玉、湘云诸小姐每人4两;

  第六等,周姨娘、赵姨娘、贾赦妾翠云、娇红、嫣红等5人,每人2两;

  第七等,岫烟、李绮、李纹每人2两;

中国人讲礼,西方人讲理

  远近亲疏,一目了然;钱多的,自然是主人,或是和主人关系亲密的,否则,就是外姓旁人或下人。

  在《红楼梦》第四十三回、王熙凤过生日一节,更有精彩对话,将“礼”之根本说得明白: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席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来凑趣儿?再也有和凤姐好的,有情愿这样的,有畏惧凤姐儿的,巴不得来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一听此言,都欣然应诺。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薛姨妈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两吧。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吧!

  上下之别,中西皆然。欧洲封建时期,身份限制以及根据身份给予不同的待遇,也是很齐全的。且,流毒至今,英国女王及王室的财富,是与生俱来的,是由其出身决定的,而不是后来奋斗得到的。

  实际上,儒家之“礼”另一个作用、也许更重要的作用是区分内外——国内和国外、境内与境外、华夏与夷狄、家内和家外。经典的莫过于慈禧老佛爷之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问题是,“族类”是无限可分的,就像同心圆之直径,随时可变。先消灭境外阶级敌人,境外的消灭光了,再消灭境内的;境内的,消灭光了,就肃反。肃反搞完了,就开始收拾“异化分子”。且看刘邦、朱元璋乃至49年之后的血洗,何曾相似?

  台湾开埠之后,大批闽粤沿海民众移居台湾,开拓垦植,可是,回顾历史,移民之间的械斗,从无间歇。械斗的范围,很有层次感。先是闽粤两省打,即:福建人和广东人打;两省人之间打完了,并不会罢手。之后,是省内和省内打。在福建,是漳州和泉州打;在广东是潮州和汕头打;这还没完,再下来,是漳州人和漳州人、泉州人和泉州人、潮州和潮州、汕头和汕头内部,接着打;先是看地域远近打,打完了,异姓之间打;异姓打完,同姓之间打。

  每一次械斗,都有一个崇高的名目:和外人战斗,你要不参加,就不是自己人。只是,每一次画的圈,都不一样。这一次,你在圈内;下一次,你就可能在圈外。

  中国人的逻辑,也不复杂,归根结底是一个字:“礼”,立场决定观点。自己人做的,错的也是对的;外人做的,对的也是错的。易中天先生将其概括为:有亲疏,无是非。

  《论语》里有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翻译出来是: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父亲。孔子说: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和你说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坦白,也就在其中了。

  后人将孔子之所为,简化为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不得不说,孔子很有人情味儿,其所为也符合他所倡导的礼制。

  但是,“礼”之弊,在于最大限度地破坏了公理,使社会割裂为一个一个的家庭、家族和种族孤岛。家内无我,家外无他。凡是“自己人”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凡是批评自己的家庭、民族和国家的,都是“叛徒”;凡是外人做的,都是错的;所以,凡是赞扬外人、外族、外国的,都是胳膊肘往外拐。于是,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说中国有雾霾、要戴口罩的,就成了辱华分子了;可是,外国人每每批评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文化,也没人说他在抹黑!

  因此,我们说,中国人讲礼,外国人讲理。礼不是理,礼也破坏了理。

  再以国人对鸦片的态度,为例证。

  众所周知,1840年中英之战,在大清国、在中国的教科书中,称为鸦片战争。简单说就是,英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在中国销售鸦片。而鸦片是毒品,是害人的;销售毒品,是不允许的,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大清政府和英国开战,无疑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问题是,大清朝及其子民,究竟是反对英国人,还是反对鸦片贸易呢?如果是反对鸦片,那么,在1840年之后,在英国人不销售鸦片之后,国内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就应该消失或者降低。

  可事实上,在鸦片战争数十年之后,中国境内的鸦片生意,还是一片红红火火。

  对此,1894年横穿大半个中国的澳大利亚青年莫里逊一头雾水,他在《1894年》一书中写到:现在,中国以它最杰出的政治家李鸿章的个人名义,通过“反鸦片协会”的秘书,呼吁英国“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禁烟努力提供帮助”。既然如此,如果中国声称的禁烟努力是真诚的,那么差人和士兵就应该是当局雇来禁绝毒品的人,但是,护送我的差人和士兵无一不吸食鸦片,我遇见过的差人或士兵据我所知,也无一不是烟鬼。我所经过的云南地方,只要土壤条件允许,都种上了罂粟,连绵几英里,直至目光尽头,罂粟种满每一块空地,种满道路两侧。

  莫里逊想不明白,中国禁烟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于是,他又引用了其他外国人的看法。

  我们感谢俾士(George piercy,1829-1913年,英国传教士)牧师对中国这一反常行为做出如下解释:看来,中国正在为禁烟而种烟。

  “此外,即使我们洗手不干今天的鸦片贸易,中国对罪恶的鸦片也不会有所作为。绝望的中国祈求撒旦驱逐撒旦。它现在自己培植鸦片,还徒劳地梦想,如果,印度的供给下跌,它就能处理这块迅速增长的邪恶事务。但是,撒旦不会分身反对自己,它要使自己的王国屹立不倒。种植鸦片不可能禁绝吸食鸦片。”

  几乎同一时期,清末民初的太原举人刘大鹏,在其回忆录《退想宅日记》中,记录了太原郊区吸食鸦片的状况。

  1892年(1892年10月4日,农历八月24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鸦片烟说》:稽昔日,有害于人者,不过博弈好饮酒数端而已,然此尚未大害也。若夫鸦片烟之为害,不可胜言矣。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

  其统计,虽然不可能准确,但吸食鸦片的普遍性,当是无可置疑的。

  1893年7月8号(公历),正值麦收,刘大鹏又记述了收割麦子和鸦片的用工状况:……当今之世,种罂粟者甚多,获麦之时又杂割烟,且割鸦片烟之人工较获麦之人工繁于十倍,所以,此数日人工甚紧,工钱甚大,而务农之人,皆入鸦片烟,则鸦片烟之害农也,岂浅鲜哉!

  这就不只是贩卖和吸食了,种植鸦片也是本地产业了。且,规模日渐扩张,最后,竟然合法化了。在同一篇日记中,刘大鹏写到:光绪初年,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于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己丑(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年)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

  为此,刘大鹏大发感慨:嗟乎,小民无知,惟顾目前之利,不顾日后之害,况前荒年人死大半,皆亲见之,亦当知生畏新,以鸦片烟为大害,奈何执迷不悟,而种之者更多耶,真可悯可哀也。

  《退想宅日记》我看过好几遍。每读到此,就说不出地难受,不只是刘大鹏那样的可悯可哀也,还有一种和莫里逊一样的感受:英国人卖给我们的,是鸦片,是害人的;中国人自己种、自己卖的,就不是鸦片了?就不害人了?外国人的鸦片烟,该禁,该没收,该扔进大海,用石灰焚毁;中国人的鸦片,就不禁了,就合法了?1840年禁烟,50年之后,鸦片竟然合法化了,太原近郊,罂粟花盛开,景色独好,却是何等的怪诞!

  莫里逊并不是为鸦片贸易辩护,他只是纳闷,中国人对待鸦片的态度,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是不是像:中国的大人,在家可以暴打孩子,但是,要是旁人动了孩子一个手指头,那这家大人可是不让的,非要搞出个所以然来不可。若在西方,则内外大体一致:不能打孩子,自己父母不能打,外人也不能打。

  中国讲的是“礼”,欧美讲的是“理”。礼,有上下内外,上下分尊卑,内外别亲疏;理,既不分上下,也不别亲疏,是一律的。因此,礼和理是天然对抗的,是不兼容的。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之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字:中国人在说礼,西方人在讲理。

  礼,是中国特色;理,是普世规范。不否定礼,中国人就不会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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