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的西方和不自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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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西方文化源自两希,一个是希伯来,另一个是古希腊。我们从古希腊说起:

  古希腊有一个德尔菲神庙,神庙里有一个女祭司——就是现在,每次开奥运会的时候,头上戴着橄榄枝点燃圣火的女士——有一次,女祭司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最聪明的人。女祭司是雅典诸神在人间的总代理,她的话,就是神谕。

  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苏格拉底也知道了。可是,苏格拉底并没有高兴多久,就陷入了沉思:何以见得、何以见得,我最聪明呢?苏格拉底想找到答案。

  苏格拉底遍访雅典名流,虚心询问耐心倾听;去雅典城的广场上,找年轻人辩论,砥砺思维;以苏格拉底之博学与雄辩,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可是,他访问的所有名流,辩论的每一个对手,均浑然不觉。苏格拉底于是醒悟了:我之所以被神看中,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我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不过刚好能发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是自觉的,他知道自己的无知;众生,是不自觉的;他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换言之,众生并不具备发现个体无知的知识和能力。就像数学题做错了,有人能检查出来,有人就查不出来。显然,苏格拉底是那个有能力的学生。苏格拉底是西方第一位先哲,是西方世界的“万世师表”。祖师爷都说自己是无知的,后生小子,谁还敢狂妄自大呢。因此,可以说,苏格拉底奠定了西方自觉自省自嘲的传统。

  牛顿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的双子星,无人可及。“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牛顿,有没有疑惑呢?有。牛顿的疑惑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从何而来?牛顿高寿,活了85岁。他的一生,分为两个四十年。前四十年,研究物理;后四十年,研究神学。牛顿去世后,人们在其遗物中整理出了长达100万言的手稿,都是关于神学的。

  有人说,这是多大浪费啊。要是后四十年,也搞科学,后来的科学家估计就没什么事儿干了,科学进程或许要大大提前了。

  事实是,研究神学,是牛顿天体物理学的延续——他在思考“第一推动力”。牛顿意识到,万有引力在解释已有的天体现象时,是合理,甚至是圆满的,就像星云流转在天际描绘的曲线一样,优美而和谐。但是,星系从何、因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进入各自轨道的? 是自古以来、无始无终?还是乾坤挪移被造物主推了一把,才走上正轨的呢?

  换言之,牛顿觉察到了其理论体系的漏洞,他想弥补,使其成为一个天衣无缝、完美的物理体系。

  但是,他没做到。于是,他求助于神。

  如果说,在宇宙起源问题上,上帝推了牛顿一把的话,在股市上,上帝也爱莫能助了。牛顿的成就,基本是在四十岁之前取得的。之后,他就躺在自己的功劳本上,逍遥自在,享受人生,并尝试与神仙对话了。他是英国的骄傲,英国也给予其相应的待遇。牛顿荣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英国女王又赏了一个皇家造币局局长的肥差,年薪2000英镑。

  牛顿名利双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伦敦花。可是,一场股市风暴,把牛顿的财富和在科学领域获得的尊严,一扫而光。一夜之间,牛顿在股市上损失了2万金币。这笔巨资,即便是对皇家造币局局长的牛顿大人,也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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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神不可测的股市,牛顿无奈地说:我可以预测星云的旋转,却不知道股市的涨落。

  和牛顿无奈的叹息形成绝佳对照的是,在中国,指点股市涨落的秘籍,随处可见。官方,有CCTV的财经频道,有各大券商的股评人、媒体经济学家和财经记者;民间高手,更是不可计数。他们都在传达一个声音:跟我来,稳赚不赔。2015年4月21日之《人民日报》发文指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起点,不存在泡沫。所以,股市行情早知道,请看人民日报。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此前一天,以色列驻美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打电话,问爱因斯坦:“听说邀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

  大使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后来,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在爱因斯坦面前,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君临天下的“中国梦”。邓亚萍担任人民网总裁,且,主持开发搜索引擎,目标是华语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 。后来,虽然没成,20亿元人民币泡了汤,可是,邓亚萍女士初心不改,毫无悔意。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治大国若烹小鲜”,“皇帝轮流做,明天到俺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个中国读书人,不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治国理政为己任?秀才尚且如此,武夫的志向更是不可阻挡。陈胜吴广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刘邦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

  说起来,爱因斯坦真是胆小,区区一小国总统,就把他难倒了。要在中国,这样的人才,如过江之鲫,滔滔不绝。

  对人、人类及其构成的社会,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对自然,就得心应手吗?也不见得。

  有一个小女孩,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问爱因斯坦:地球还有多少寿命?

  对小女孩之问,爱因斯坦思考再三,还是回答不了,但回信是必须的,否则,辜负了小女孩的一片童心。爱因斯坦如是说:据我所知,地球已经有了四十七亿年的生命。至于以后还能存在多久,我想,我们还是走走看吧。

  可以肯定,小女孩没有读过《易经》;读过了,读懂了,她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爱因斯坦也没读过《易经》。读过了,他就知道如何应付小女孩了。

  宇宙真理在哪儿呢?在东方,在一本叫《易经》的著作里。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易经系传别讲》里,说:

  这个‘易’,就是《易经》的易;它包括了宇宙的一切。大家研究了《易经》,懂得了《易经》的易,就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

  《易经》的学问一点也不高深,因为它平凡,天地间万物万有的道理便都包藏在其中了。‘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于其中乎’,这个法则,把所有一切应用物理的法则,一切人类的法则,统统都包括在内了。

  西方之自觉,也不只是苏格拉底、牛顿、爱因斯坦等思想超凡之人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自觉;例证是愚人节。在看似找乐的愚人节里,每一个西方人,都参与其中,乐不可支。他们的快乐来源于,对人类自身愚蠢的认知和嘲讽。每一个人都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人,是上帝之杰作。如此说来,上帝也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如果,连上帝都是愚蠢的,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敢自称自己是“伟大光荣和正确”?基于这一集体自觉,西方才建立起了怀疑一切的探索精神,才将禁锢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的世俗权威和精神偶像,彻底打翻了。

  同样,中国之不自觉,也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民族心理。比如,我们自小就被灌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和勇敢的民族。正是基于这一广泛共识,这边风景独好、“解放世界上2/3受苦人”、“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东风压倒西风、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集体意淫,才能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最后,以著名学者蒙田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我知道什么呢?——西方人,总被这一问题困惑着。与此相对,中国人自古就沾沾自喜: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我不知道,圣贤们也知道,且,写在四书五经里了。有疑问,去读经吧。要是你还有疑问,就是读经没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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