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来自土星,欧洲人来自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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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来自土星,欧洲人来自水星

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刘云枫:中国和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文化特质迥异,用林妹妹的话来说,中国人是土做的,欧洲人是水做的。不过,在此,土没有肮脏的意思,水,也没有纯洁的内涵。只是说中欧文化之分别,像水土一样反差巨大,界限分明。

或言之,中国人来自土星,欧洲人来自水星。还需声明,这里的土星和水星,是古代语境下的土星和水星,也就是说,土星上堆满了黄土,水星则是一个被海洋覆盖的水世界。

中国人用软笔,欧洲人用硬笔;一支鹅毛,中国人用其羽,欧洲人用其杆。羽毛可以积墨,利于书写;可实际上,鹅毛杆是中空的,由于虹吸效应,鹅毛杆里也能储存少量墨水,可谓异曲同工。

为什么中国人用软笔,欧洲人用硬笔呢?答案在纸上。

中国是纸张发明国,可是,早期造纸法并不成熟,残留的各种纤维,使得纸面凸凹不平。在这样的纸上用硬笔,是两败俱伤;一方面,笔尖会划破纸,另一方面,锋利而脆硬的笔尖,也会因过度摩擦而造成折断。软笔书写,由此成为必然。

欧洲人用纸,先是埃及的莎草,之后,是羊皮纸、牛皮纸。莎草纸,不是纸,而是草。它是把莎草纵向劈开、平铺、拼接,做成一张大“纸”。因为,纸面是莎草内壁,十分光滑。羊皮纸、牛皮纸经刀刮和鞣制,也比植物纤维纸,平滑得多。欧洲人用硬笔,也就不难解释了。不过,羊皮纸太稀有、太珍贵了,于是,中世纪欧洲贵族家庭的夜晚功课是,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听妈妈讲圣经故事。是读书,不是看书;一个人读,全家听;一人一本书,是做不到的。一个家庭,只有一本书,这还是贵族家庭。平民百姓,别说读书,连书也没见过。

中国人竖写,自上而下;欧洲人横写,自左向右。或者说,中国是一个垂直社会,而欧洲是一个水平社会。

中国数字,一、二、三水平展开;罗马数字I、II、III,亭亭玉立。中国数字,旋转九十度,就是罗马数字;反之,亦然。用北京话说,满拧!把中国、中国人变成欧洲,费劲儿;把欧洲、欧洲人变成中国,也要拧。

中国人吃吃喝喝,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大吃二喝,酒足饭饱。欧洲人先吃饭,再喝酒;吃就是吃,喝就是喝,绝不合二为一。吃饭之时,一言不发,正襟危坐,若君子若淑女;饮酒之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醉如痴,若流氓若荡妇。

中国人用筷子,欧洲人用刀叉;中国人单手执筷,欧洲人双管齐下,左手用刀,右手用叉。这种习惯扩大化之后,我们看到:中国人打乒乓,多是直拍;欧洲人都是横拍,没一个直拍选手。

还有一个看上去反差很大的现象——中国的房子,一字排开,以矩形的长面示人;入口,也开在这一面。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胡同里的小平房,莫不如此。欧洲建筑,也多是矩形,若是教堂,十字型居多。可是,欧洲的房子,都以矩形之短面向人,入口,也开在这一面。

看上去,中国和欧洲建筑,又是满拧。

这里耍了一个小花招,说的是房子的相对方位,也就是对来人来说:矩形的长边、还是短边向着来人,入口开在哪一面。当我们观察房子的绝对朝向时,那种“满拧”,就彻底露馅了。

其实,不管是中国房子,还是欧洲建筑,都是宽面朝南的——北半球的居室,为了获得充足的阳光保暖,莫不如此。差别是,中国的房子,入口开在南面;西式建筑,入口是在西墙。如此,假如你转向的话,就会觉得中西满拧。

而实际上,房子的朝向,是住房的关键,是解决房子保暖的功能性要求。至于,门开在哪一面,不是功能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不同的环境,必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相同的境遇,也会引发大致相同的文化现象。中西建筑,或可为证。

对此,胡适先生也有过极其精辟的评价: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生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耀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

说中国文化来自土星,是因为:中国文化植根于雄厚和广袤的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说欧洲文化来自水星,是因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埃及、古希腊、罗马帝国,乃至文艺复兴的圣地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莫不在地中海沿岸。

土,是静的,中国文化深沉稳固,但开拓不足。

水,是动的,欧洲文化波澜壮阔,但根基不稳。

土,不能没有水;没有了水,土地就会干涸荒芜;水也不能没有土,没有土,水就会陷入一种飘泊不定的恐慌,就像电影《未来水世界》里的众人,矢志不渝地在寻找一块土壤。

刘云枫,男,天津大学劣质毕业生,还在北京交通大学混了一个博士。本是自动化专业,可听不了电动机之嗡嗡声,改行写程序;程序写不下去了,转写文章。妄想以科学思维,阐释历史、社会和文化,其实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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