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忠义,欧美人讲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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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港湾(BCbay.com)专栏作者

刘云枫

  中国人讲忠义,欧美人讲诚信。有什么差异呢?且听我说。

  瑞士银行之信用,世所共知。人们所不知的是,瑞士还是一个以“余勇可贾”而著称、且将勇气卖出大价钱的国家。

  当然,这是血的代价,是生命的价值——历史上,瑞士的雇佣兵,享誉欧洲。令人伤感的是,有时,敌对和作战的双方,所雇用的都是瑞士人。瑞士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刺刀见红,血染沙场,为的是获得雇主付出的战争酬劳。

  瑞士中部城市卢塞恩,有一座世界上“最悲伤的狮子”。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有无数的狮子雕像,可是,没有一座能让你有如此深刻和伤感的印象——狮子的背上中了一箭,由于射入太深,箭柄只露出很短的一截。狮子的生命危在旦夕,面部由于异常疼痛而扭曲、青筋暴突,但是,狮子已经衰弱无力,两只前爪吃力地按着盾牌,头顶上方是瑞士十字形国徽。

  这座狮子雕塑,就是为了纪念1792年为保卫法国路易十六家族、而战死的786名瑞士士兵和军官的。1792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失去理智、头脑发热的暴民,不顾一切地冲向路易十六居住的杜伊勒里宫。此时,连负责守卫的法国军人,都溜之乎也。只有瑞士雇佣军786名官兵,坚守岗位,寸步不让。

  痛恨路易十六的巴黎民众,一波一波地涌进来,路易十六还心存慈悲,禁止雇佣军向民众开枪,结果,人数处于极大劣势的瑞士雇佣军,全部战死,无一生还。消息传到瑞士,举国哀痛。“最悲伤的狮子”,寄托了人们对瑞士雇佣军无限的敬意和哀思。

  幸运的是,令人感伤的故事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瑞士,已经成为世界上永久和平和远离战争的国家,八百万瑞士人在风景如画的国土上,享受着近似于天堂般富足与和谐的生活。

中国人讲忠义,欧美人讲诚信

  我们要思考的,是雇佣军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

  第一,无是无非

  无是无非,看似混淆了是非,实际上,是将所有人拉下道德神坛——没有谁比谁更高尚,也没有谁比谁更卑鄙。除去全善的上帝和耶稣,每个人、每个阶级和组织,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你也为了利益,我也为了利益,何来是非?人类社会的所有纷争,无不是利益之争。

  所有看似“天经地义”的是非观,无不是一定的立场的反应——在野时,要“革命”;在朝时,要稳定。刘邦在乡下当亭长时,举着反秦的大旗,杀人放火;一旦进了函谷关,就约法三章;等到“暮登天子堂”,更是把曾经当作尿盆的儒家的高帽子,顶礼膜拜。是非何在?翻手为是、覆手为非,何为是非?

  所有是非观,不过是利益的遮羞布。所有看似崇高的“革命”,和争抢玩具的孩子,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瑞士雇佣军扯下了“是非”那块遮羞布,正大光明地宣称为金钱而这。谁出钱,就为谁效劳,为谁出力。

  近邻日本,也是如此。武士出征之前,就开口要钱,谁给钱就跟谁。本能寺之变中,织田信长被自己的臣下明智光秀谋反、逼入绝境,临终之时,信长说:无关是非。织田信长并没有认为自己是神明英主,是对的;明智光秀是叛臣贼子,是错的。

  释迦摩尼佛说:无增无减,无善无恶,无垢无净,诸法空相,了不可得。善恶是非,无善无恶,和无是无非,是等价的。欧美、日本和印度佛教,可以等量齐观。唯独中国,是个例外。

  以1792年、巴黎市民围攻杜伊勒里宫为例,谁是?谁非?巴黎民众是革命的?路易十六及其家族是反动的?就算路易十六家族是反动的,暴力和流血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吗?历史已经一再验证,靠暴力上位的政权,比上一个王朝更加残酷和血腥。要抓住狐狸,必须要比狐狸更狡猾;要打败流氓,只能更流氓。

  因此,丛林之中无正义,也无是非。不是不讲是非,不要正义,而是不存在。正义只是一个幌子,深藏的却是利益。

  第二,功利主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把所有人和人类的追求,还原成经济行为,的确是庸俗和令人沮丧的,但,却是人类本性的真实图像。瑞士雇佣军的旗帜上,明明白白写着五个字:为金钱而战。

  功利主义说白了,就是“有奶便是娘”。谁有奶就跟谁;谁的奶水足,就是谁的孩子;杀人的勾当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干。这一点,历来被中国的道德家极力贬斥。士大夫一肚子男盗女娼,可是,在口头上、在他们的旗帜上,始终挂着漂亮的口头禅:道德,自己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道德要挟他人。

  崇祯帝头一天吊死煤山,第二天,熟读儒家典籍、满口仁义道德、豪言忠臣不事二主的明朝大臣们,一大早就黑压压地跪倒在德胜门外,恭迎乱臣贼子李自成进城了。只有一个老太监,陪着崇祯帝,去见其列祖列宗。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程映虹、在《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不能歪曲历史真相》一文中,提到一个例子。问美国独立战争因何而起时,中国学生直奔“民族独立”的宏大主题;美国学生千篇一律回答:对税收不满意,一是税率,二是没代表不纳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所以,拒绝缴税。

  美国人没有将北美独立战争拔高和美化,也没有隐讳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追求,就是最大限度地少纳税。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此处,不论马克思观点之对错,其实质是经济问题。

  足见,功利主义乃欧洲传统,不管是瑞士雇佣军、由欧洲远赴新大陆建立殖民地的新教徒,还是马克思,都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人们也许有一个担心,就是雇佣军是否会因为追求利益而变得嗜血和滥杀?即:杀人越多,获利越多,所以,就多杀呢!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不过,欧洲历史上的征战,大规模的屠杀极少,这并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因为,人是最重要的财富,不仅是财富,还是能带来财富的财富,是资本。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策,战斗中用不造成伤亡的战略迫使敌人退却,战斗者的目的是避免流血,顶多是为了得到赎金而多捉俘虏,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记载,佛罗伦萨人在1440年的一场大战中,仅仅损失了一个人。

  第三,契约精神

  无是无非和功利主义,并不是见利忘义,不是不择手段,不是见风使舵,不是欺软怕硬,而是遵守契约。

  遵守契约,意味着什么?著名的英国政治学者在《利维坦》一书中,如是说:正义,就是履行契约。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国王,还是教皇,也不论我是山大王,还是草民,都要遵守契约。遵守契约,即为正义;违反契约,就是非正义。非正义的人,是所有人的公敌;非正义的行为,是伤害所有人的恶行。

  在这个意义上,契约,是一个人的社会生命。违背了契约,个人的自然生命还在,但,他的社会生命,就宣告终止了。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786名瑞士雇佣军临危不惧,面对汹涌的暴民人潮,寸步不让,直到献出生命。因为,他们知道,对雇佣军而言,契约高于生命,一旦违背了契约,就再也不会有人雇佣你了。没人雇佣,就没有了财源,也无异于死亡。而且,他们用生命所争取到的,是整个瑞士的信誉和长久的雇佣合同。

  广而言之,契约和契约精神,不只是雇主和雇佣军之间的一种关系。欧洲封建制度,也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一种分封关系:国王和贵族、公侯和骑士、骑士与其随从,自上而下,逐级分裂土地,建立庄园。国王有自己的领地,对贵族也有一定的约束力,比如,法国国王出兵打仗的时候,贵族要按照封地大小,出钱出兵,并随军出征,不过,封地之内,国王无权插手,贵族享有全权。

  封主与封臣之关系,以契约形式确定,双方的关系不对等,更不平等,但是双向的,彼此都有权利和义务。小领主成为大领主的封臣,有义务为大领主效劳, 主要是为大领主出战;大领主以保护封臣作为回报,承诺对其封臣主持公道。即:封主与封臣的契约是一种双向契约,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就违反了封建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因此,当国王逆法律而行时,该国臣民可以抗拒国王,甚至,可以参与发动对他的战争,并不由此而违背其效忠义务。

  于是,诚信就逐渐成长为欧洲文化的一种传统:君王和贵族、贵族和骑士、雇主和雇佣军,乃至教皇和国王、国家之间和商贸关系,无不以契约为准则,契约高于一切,甚至生命。契约之缔约方,具有大体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你诚我信;你若不诚心,我也就无法信任你了。

  不同的是,中国人将“忠义”放在第一位。对君要忠,对友要义,是为忠义。忠义和诚信的最大不同,何在?是不对等。

  忠,是一种单向的奉献义务,君主和国家,没有责任,只有权利;臣下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去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比方说,君主有难,臣下和百姓就要无条件奉献。1900年,八国联军占了北京,慈禧太后慌忙西逃,途中,各地富商“自愿”捐输,都是无偿的,连个白条也没有。

  第二年,京内安顿下来,慈禧途径河南巩义县回京。巩义县土财主、被称为“豫商第一人”的康家掌柜康鸿猷,向慈禧老佛爷捐资一百万两白银,慈禧太后说:“没成想,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慈禧这一句话,就是对忠臣康鸿猷的最高奖赏了。

  这就是忠,是随时随地、无偿奉献。敢提条件,就无异于乱臣贼子。别说是当朝之人,就是亚圣孟子,也要被清算。

  本来,孟子也在文庙之中,和孔夫子一样,享万世供奉的荣耀。可是,到了明代,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视我如草芥,我视君如寇仇”,气坏了,下令全国各地的文庙,统统将孟子的塑像砸掉,或者扔到荒郊野地里去。孟子的亚圣称号,也被彻底罢免了。

  为什么?因为,孟子和皇帝叫板,和皇帝讲条件。

  雍正在位的时候,一位大臣说:“君恩深重,涓埃难报”——这是拍雍正的马屁,可是,雍正不这么想,他痛骂那个大臣:“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这就是说,别管我有没有“恩宠”于你,你都必须无条件地尽臣下之忠:别管我“君不君”,无限效忠,是你的唯一选择。非此,就是不守臣节。

  再说义。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的义士是谁?关羽。关羽对谁义,对刘备。刘备虽是汉室之后,不过,他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血缘关系,估计比刘强东也多不了多少。因此,桃园三结义,刘关张是兄弟相称、是平等的。或言之,结义兄弟也就是一种加强版的朋友,是为了宣示朋友之情,像同胞兄弟一样、好似鲜血凝成的友谊。

  可是,检索一下刘备和关羽之间的故事,关羽自始自终是一个无偿付出者。以千里走单骑为例,刘备自己一溜烟儿跑了,连自己的老婆也不要。关羽却孤身一人,保护两位皇嫂,千里寻亲,去追刘备。

  刘备的回报是什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是拉着关羽的手说:二弟啊,哥哥我想死你啦。

  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是虚构的,可是,它所宣扬的“义”,却是真实不二的。关羽、关老爷之所以被称为武帝,被人景仰和膜拜,也是因为其行为彰显了一种为兄弟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

  不能否认,关羽是千古义士,其行为是高尚的,是异于常人的,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刘备和关羽这种“你纵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的单边关系,可持续吗?具有一般性吗?若没有可持续性和一般性,“义”之意义何在?

  说白了,义被大肆渲染和宣传,关羽被神化和膜拜,并不是他想做关羽,而是他想做刘备。你要有一点不到,他就拿关羽来要挟你,说你不义;可是,你需要他时,他早溜之大吉了。因为,人家是刘备啊。就像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从来,也没学过雷锋。他要的是,你像雷锋一样,成为他的一颗螺丝钉。

  可见,义,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价值观。

  综上,西方的诚信,基本是对等的,是双向的;中国之忠义,是不对等的,是单向的。要求别人尽忠,要求别人义气,都是对他人,而不是对自己。中国人的道德双重标准,由此铸成。

  每个人,都想倡导一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道德观,并从中谋取私利;皇帝和权势集团,宣传忠;民间和无知腐儒,贩卖义。但,所有的双重标准,其实是没有标准。有人左行,有人右行,各行其是,交通不瘫痪才怪。

  中国人的道德困境,或由忠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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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讲忠义?呵呵!简直是睁眼说瞎话呀!自秦灭六国之后,每个天朝皇帝都想“万世一系”,可是居然获得改朝换代的次数世界第一的记录,这说明有忠义?看看日本皇室,那才是万世一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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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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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